光绪五年五月，郭嵩焘称病回籍，此时他还有钦差使臣、侍郎的头衔，妥妥的正二品大员。

按照官场旧例，大员回籍当地官员和父老理应敲锣打鼓、放点鞭炮热烈欢迎才对。不料，郭嵩焘的座船刚到长沙，就被当地百姓拦在码头之外。

欢迎仪式倒是有的，人们在码头和大街上悬挂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汉奸”、“卖国”的字样。

巡抚率领各官也来了，但是都摆出了一副傲慢无礼的态度，看样子应该不是来迎接的。

郭嵩焘翰林出身，当过巡抚，又是钦差使臣，怎么就混到如今这步田地呢？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与左宗棠是正宗的老乡。嘉庆二十三年(1818)出生于一个不甚富庶的读书人家庭，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

郭嵩焘自幼跟着父亲习诵诗书，17岁考取秀才，18岁就学于著名的长沙岳麓书院。

道光十七年(1837年)，郭嵩焘乡试中式，他秉赋聪颖，又刻苦自励，20岁以前，已在同辈中小有文名。20以后，因家中衣食无着，一度到本省辰州(今湖南省沅陵、泸溪、辰溪、溆浦等县)执教，聊图自给。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郭嵩焘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这一科被誉为“大清第一榜”，他的同班同学中出了不少名人，其中李鸿章对他的影响最大。

还在庶常馆深造的郭嵩焘，突遭家庭变故，他的母、父相继去世，按制回乡守制。这段时间中，道光驾崩，咸丰继位，继之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

咸丰二年底(1853)，太平军攻武昌，清廷命在籍侍郎曾国藩（也在原籍守制）帮办湖南团练，镇压太平军。

曾国藩起初没有同意出山，郭嵩焘因与曾国藩早年同在岳麓书院就读，关系甚密，他以“保护桑梓”为由，说服曾国藩办湘勇，创湘军。

此后数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中定计决策者之一。

他先后在湖南、浙江等处办理捐务、盐务，为湘军筹措军饷。途经上海时，他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在思想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郭嵩焘回京供职翰林院，并先后三次受咸丰帝召见，奉命入值南书房。在京师，他结识了大批达官显宦，也对清廷腐败状况了解得更为真切。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后，郭嵩焘致书曾国藩描述当时京师官僚状况：“气象凋耗，而相与掩饰为欢，酒食宴会，转胜往时”，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郭嵩焘奉命随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因反对北塘撤防，与僧格林沁意见相左，遭到排挤。咸丰九年九月，奉命往山东海口查办厘收，年底回京。翌年二月，因病回籍休养。

同治初年，郭嵩焘的仕途较为顺畅，先后担任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又因功署理广东巡抚。

在广东，郭嵩焘参加了对太平军余部的镇压。也正是在广东，他与好友左宗棠发生矛盾，加上他又与两广总督不和，被革职回籍。

此后，郭嵩焘在家闲居八年，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和思贤讲舍。

郭嵩焘的仕途历程并不惊艳，官当得也不如他的老乡和同学，他一生最大的业绩在于外交、洋务。而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下，外交、洋务又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咸丰朝以后，西方列强加速对外扩张，分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步伐日益加快。而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其虚弱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中国成了列强掠夺的重点目标。

洋务运动就是这个时候兴起的，以“精通洋务”著称于世的郭嵩焘，在好友李鸿章的极力推荐下，于同治十三年七月接到入京觐见的上谕。

郭嵩焘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当年年底启程北上，于光绪元年（1875）二月抵京。

由于李鸿章事先告知拟举荐他担任洋务的有关职务，所以他没有什么推辞就再度出山。

然而，郭嵩焘满怀信心等了一个多月，清廷却任命他为福建按察使。正当他左右为难之际，因英国入侵云南而发生了“马嘉理案”，随后中英交涉反反复复进行了一年多时间，最终清廷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烟台条约》。

条约中英国提出了一个无理要求，责令清廷速排一、二品实任大员，亲往伦敦赔礼道歉。

郭嵩焘在赴任途中接到谕旨，这一不光彩的使命落到他的头上，由福建按察使改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赴英道歉，任驻外公使，这在时人看来是与“夷狄”周旋的极耻极辱之事，同僚、朋友、同乡纷纷劝他推却此事，以保全自己声名。

不料，郭嵩焘却慨然应命。一语出口，舆论大哗，同僚目之为汉奸，同乡耻与之为伍，京师文人更编一集句对联以示讥刺：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因英国公使威妥玛要求待马嘉理案办妥之后再赴英道歉，郭嵩焘出使延期。十一月四日，他奉命署兵部侍郎，在总理衙门行走。

郭嵩焘此时已经处在风口浪尖之上，理应低调谨慎。可他又干了一件蠢事，刚上任几日就上了一道《奏参岑毓英不谙事理酿成戕杀重案折》，要求将云贵总督岑毓英交部严处。

混迹官场谁还没个靠山，岑毓英的后台很硬，京中权贵都不主张严惩岑毓英。

郭嵩焘的弹劾奏疏无异于死水潭中落下一块巨石，立即遭到了舆论的攻击。几年后，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鄙人横遭訾毁，为京师士大夫所不容，所据为罪状者，即此疏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郭嵩焘的处境已经极其险恶了。在举国一片咒骂声中，郭嵩焘也有点打退堂鼓，他一再向朝廷请病假，想回到湖南老家养病。

但慈禧太后先后两次召见郭嵩焘，一再加以开导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是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话，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郭嵩焘硬着头皮也得上。

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八日，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及随员等一行近30人，由上海启航赴英，十二月八日晚抵伦敦。

郭嵩焘自此开始了外交生涯，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他奉命兼任出使法国大臣以后往来于伦敦、巴黎之间，但以驻英时间为多。

早在郭嵩焘出使英国之前，总理衙门就令他将对外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政治和经济等情况如实记载，并随时咨送总署。

郭嵩焘对此没有打半点折扣，老老实实将赴英途中50多天间的所见所闻加以记载，于到伦敦不久整理成册，取名为《使西纪程》，邮寄回国。

在该书中，郭嵩焘分别记述途经新加坡、越南、暹罗、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法国等18国的地理位置、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等情况。原系二卷，现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行的《郭嵩焘日记》中。

总理衙门认为《使西纪程》可以作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的一种参考资料，将其刊印公诸于世。

此书一经刊印，京中士大夫再也按捺不住恐惧、仇视的心理，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纷纷予以口诛笔伐。

编修何金寿上疏严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翰林院侍讲张佩纶指认《使西纪程》谬误甚多，为免流毒于世，遗害国人，要求将郭嵩焘迅速撤任回国予以查办。

在顽固守旧氛围的影响下，清廷不仅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止继续流行。而且，一些朝廷大臣也怂恿副使刘锡鸿等与郭嵩焘作对，致使其正常的外交工作处于极度艰难的境地。

就今天的观点来看，《使西纪程》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但在当时看来就有点“离经叛道”了。

郭嵩焘在书中所表达的中国只是世界一部分，并非世界中心的观点，人们从感情上就无法接受。

其次，《使西纪程》对于外部世界的某些真实情形的赞赏，引起了守旧派官僚士大夫的更大不满。

如他在参观香港监狱后有感而发，说“节度整齐可观”全无内地“秽恶之气”，认为西方各项法律制度很公平，没有歧视。

又如在伦敦，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街市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殆无复加矣。”这些只是作了真实的记载，但在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士大夫们看来，就难以容忍了。

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在出使英法期间，于外交方面颇为尽心，亦有一定作为。

他目睹流寓海外华侨备受欺凌，得不到祖国保护的惨状，万分感叹，乃上疏清廷，请求在新加坡等地设立领事，保护侨民。

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光绪四年(1878年)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其后，又陆续在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设置了领事馆。

此外，郭嵩焘在厦门渔民被英商残害案、英轮撞沉华船赔偿案、英商虐待华工案等的交涉中，也都能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立场出发，据理力争，取得一定的外交成绩。

使西期间，郭嵩焘虽已年迈，仍认真学习外语，经常参观议院、学校、工厂，接待学者、教授和各界名流，潜心考究西方政教、学术和风俗，不断地对改革中国的落后状况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极力主张学习西方不应局限于军事方面，更重要的要从教育、冶矿采煤、铁路电报着手。他奏请朝廷，在了解西洋律例的基础上纂辑一部通商则例，藉以约束外人。

但守旧派一听修铁路、电报，却“痛心疾首，群起阻拦”，甚至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实在是好恶颠倒，是非不分。

郭嵩焘亲身入局，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比较深入的，而他对于封建君主专制和社会风气的批评以及一些否定，也是他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深层部分作了全面的中西文化观。

因此，他对当时的洋务自强新政毫不客气地作了批评，直言“中体西用”论存在明显的错误，认为只学习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将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拒之门外。

郭嵩焘本身虽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但他却不自觉地充当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反对派角色。这也导致他不被人们所理解，所接受，反而遭到来自各种势力的围攻和打击。

使西期间，郭嵩焘学外语、穿洋服、起立迎接巴西国王、看戏翻阅洋人音乐单等一些行为，被副使刘锡鸿目为有辱天朝威信，竟以“汉奸”罪名屡加参劾。

国内清流派张佩伦等人，也频频奏请朝廷撤回郭嵩焘。郭嵩焘在使署屡被凌辱，忧病交加，每每彻夜难寐，他万般无奈，只得辞职。

光绪四年(1878)七月二十七日，朝廷诏命撤回郭嵩焘，以曾纪泽继往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出使未满三年，被迫卸任东归。

回国以后，他既愤且惧，不肯赴京，托病辞官，径回乡里。

此后，他杜门谢客，蛰居书屋，青灯作伴，黄卷相陪，在辱骂、苦闷和疾病的折磨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

好友李鸿章倒是没有忘记这位老同学，上奏请求朝廷赐予谥号，而清廷却认为郭嵩焘出使英法，颇多非议，拒绝赐谥。（全文终）

本文资料来源：《郭嵩焘日记》、《湘绮楼日记》、《清季外交史料》、《养知书屋遗集》、《郭侍郎奏书》、《清史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