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召开了一场决定中国原子能事业命运的会议。

当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在毛主席面前展开核原理图示，解释原子核是由质子、中子组成的时，毛主席若有所思地问道：“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按照当时国际物理学界的主流认知作答：质子、中子被视为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是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

这个回答建立在数百次实验观测与理论建构之上，代表着上世纪五十年代人类对微观世界最前沿的理解。

然而毛主席听完却摇摇头，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这番对话并非毛主席心血来潮的即兴发挥。早在青年时代研读《庄子》时，他便对“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论述印象深刻。

延安时期，毛主席翻阅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物质按质量相对的大小分成一系列较大的、易于分辨的组，使每一组与前面一组相联系”的论断旁写下批注。

这种将东方古老智慧与西方辩证唯物主义相融合的思考方式，构成了他理解自然界的独特坐标系。

1953年，毛主席曾与新来的保健医生彻夜长谈，从墨子的“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强调真正的科学精神在于“不跟别人脑子走，不信原来多年的成说，不怕名人权威”。

这种对经验与教条的本能警惕，使他在面对科学问题时展现出罕见的哲学穿透力。

毛主席的物理之问之所以难倒科学家，并非因其知识储备不足，而在于它超越了当时实证科学的边界。

1955年的物理学界，加速器能量尚未达到探测亚核子结构的水平，夸克模型要等到1964年才由盖尔曼正式提出。

钱三强的回答体现了科学家的严谨——在实验证据缺失时，不能凭空臆测。

但毛主席的追问则体现了哲学家的前瞻——当科学暂时沉默时，哲学有责任为思想开辟道路。

这种张力恰恰反映了人类认知的双重性：科学需要可证伪的实证，哲学需要不可证伪的思辨，二者在真理的门前各自为政又彼此补充。

历史很快验证了这种哲学预见的深刻性。就在毛主席提出诘问的同一年，美国伯克利实验室用高能质子轰击铜靶，相继发现了反质子和反中子，从反物质层面暗示了基本粒子的内部结构。

1963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发表《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明确提出“基本粒子并非终极不可分”。

毛主席读到此文后如获至宝，在1964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专门召见物理学家周培源与哲学家于光远，称赞坂田“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并再次强调：“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会发展了。”这次谈话被整理成内部文件下发，直接催生了1965年中国科学院与高校的“北京基本粒子小组”。

在毛主席“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指导下，朱洪元、胡宁等中国科学家仅用一年多时间就提出了“层子模型”，比盖尔曼的夸克模型更深入地探讨了强子内部结构。

1973年7月1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书房会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八十岁高龄的他思维依然敏锐，从哥本哈根学派到坂田模型的现状，从光量子的内部结构到统一场论的可能路径，话题遍及现代物理学的核心难题。

当杨振宁试图解释“基本粒子”概念时，毛主席再次抛出那个困扰他近二十年的问题：“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定阶段，变成不可分了，一万年以后，科学家干什么呢？”

这个诘问让杨振宁陷入沉思。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意识到，毛主席并非在寻求一个技术性答案，而是在用哲学方式挑战实证科学的边界意识。

杨振宁感叹：“毛主席看得很远，看到社会的将来。”

毛主席的物理之问真正引起国际学术界瞩目，是在1977年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

当美国理论物理学家谢尔登·格拉肖听到中国同行介绍“层子模型”的哲学渊源时，顿感毛主席之伟大。

他在大会发言中提议：“构成物质的所有假设的组成部分，可能都应该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称为‘毛粒子’（Maons）。”

格拉肖后来多次解释，这个命名并非出于政治迎合，而是对一种哲学洞见的致敬：“毛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这种哲学思想与我们的科学研究有着深刻的联系。当大多数物理学家接受基本粒子不可分的观念时，是毛的哲学思想给了中国科学家继续探索的勇气。”

1979年，格拉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 “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之父”。

1984年，格拉肖访问中国，他专程前往毛主席故居参观，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道：“毛泽东太伟大了！他不是一个专业的物理学家，但他提出的问题让最专业的物理学家都无法轻易回答。”

这句话被《光明日报》报道后，在国内引发热烈讨论，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那位领导革命的伟人，在科学思想的纵深中同样留下了深刻足迹。

这段历史常被简化为“毛主席预言了夸克”或“哲学指导科学”的叙事，但真实意义远比这些标签复杂。

它关乎一个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定位：当科学从西方移植而来，本土思想传统能否与之对话？

它更关乎人类认知的终极图景：在可实证的事实与可思辨的理念之间，我们如何行走？

毛主席的物理之问之所以难倒科学家，正因为这些问题触及了科学实践中最敏感的神经——科学是否需要哲学的引导？

这一问题的回响至今未绝。每当大型强子对撞机发现新的粒子结构，每当暗物质探测触及现有理论的边界，每当量子引力试图统一时空与物质，毛主席那个“物质分到一定阶段，变成不可分了，科学家干什么呢？”的诘问总会以新的形式浮现。

它提醒科学家，任何“终极理论”的宣称都应保持警惕；它提醒哲学家，任何脱离实证的思辨都应保持谦卑；它更提醒所有人，真理的探索需要跨学科的胆识与穿透话语的勇气。

这份胆识与勇气，或许才是毛主席物理之问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它不属于任何专业领域，而属于所有思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