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件违心的事——二月二那天，我狠了狠心，剪去了两根“秀发”。

说是“秀发”，其实早已斑斑驳驳、所剩无几，若非平日悉心照拂，头顶恐怕早已沦为不毛之地。可就是这寥寥几缕残发，终究也未能幸免，被我亲手剪去两根。

说起来，这都是“龙抬头”习俗惹的“祸”。

二月二未至，各路自媒体便已锣鼓喧天，仿佛真的要将龙神迎下凡尘。短视频里，民俗专家侃侃而谈“龙抬头”的渊源；朋友圈中，理发店广告铺天盖地，“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的口号响彻四方；就连街角卖豆腐脑的大妈，也在摊前挂起牌子：“今日龙抬头，吃豆腐脑送油条——油条即是龙须。”入眼入耳，皆是这般说辞，叫人避无可避。

我向来不大信这些玄虚之说，且自知并非真龙，对“抬头”一事从不敢奢望。若剪两根头发便能改运，那这运气也未免太廉价了。何况头顶这几缕稀发，即便尽数剃去，也成不了“龙头”，顶多算个“虫头”。

说到“虫”，我倒想起一桩旧事。

本人来自诸葛孔明躬耕之地，早年间曾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卧虫先生。孔明先生乃人中龙凤，号称“卧龙”自然实至名归；我不敢攀附，能做一条“卧虫”便已知足。虫者，蛰伏于泥土草木之间，春生秋藏，不求闻达，自在度日。而这一“卧”，几十年光阴便过去了。

二月二，恰在惊蛰前后，正是蛰虫始振之时。蛰伏久了，难免生出几分执拗，明明不信什么龙抬头的说辞，却被这铺天盖地的喧嚣，搅得心神不宁。恰似听见春雷的蛰虫，在地底蠢蠢欲动，想探出头看一看，又觉这热闹与己无关。可那声响实在太盛，不由得心头发虚——众人皆在“抬头”，我这条卧虫，是不是也该稍稍动弹一下？万一，真能“抬头”呢？

于是，二月二那晚，我对着镜子，剪下两根头发。

发丝轻轻飘落，落在洗手池里，像两条不情不愿的春蚕。我盯着看了许久，只觉荒唐又可笑：我到底在做什么？是向习俗妥协，还是给自己一个虚妄的交代？

对二月二的情感，人们一向都是这般复杂。

这个日子，处在正月刚过、春耕将始的当口。旧时有正月里不能理发的老规矩，那些攒了一个月的头发，便在这日“剃龙头”，既是除旧，也是迎新。这是农耕文明留下的时间印记，是老祖宗在漫长岁月里，为寻常生活定下的节律。在过去，应当说有一定的道理：春天了，万物复苏，人也该收拾收拾精神，开始一年的劳作。

可时至今日，这个日子被包装、被炒作、被无限放大，成了一场全民狂欢的借口。理发店排起长龙，价格顺势上浮，人们心甘情愿买单，只为讨一句“龙抬头”的彩头。若你不去剪，反倒像落了下风，仿佛一整年都要低着头过日子。

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可能是日子太过平淡，人们需要一点仪式感，来安抚内心的期许。

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失去节奏，没有春耕秋收的时序可循，没有节气物候的紧迫感，日子如流水线上的零件，日复一日，无甚分别。于是，这些古老的习俗便成了救命稻草，哪怕只是剪两根头发，也要郑重地告诉自己：今天和昨天不同。春天来了，也该“抬头”向前。

可抬头之后，又能如何？

剪完那两根头发，我对着镜子照了照。说实话，什么变化也没有，头型还是那个头型，脸还是那张脸，“卧虫”还是那条卧虫。所谓的“龙抬头”，不过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心理暗示，就像过年时人们要穿新衣、吃饺子一样，不做这些事，日子照样过；做了，心里便觉得踏实一些。

我从不敢嘲笑这份寻常心理，恰恰相反，我也是被这种心理牵绊的俗人，否则也不会对自己硕果仅存的“秀发”下手。

说到底，大多数人都只是一条卧虫。卧在习俗里，卧在别人的眼光里，卧在那些约定俗成的规矩里，偶尔探出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觉得热闹，便跟着热闹一下，热闹完了，又缩回去，继续卧着。所谓的“抬头”，不过是蛰虫在土里翻了个身罢了。

可转念一想，虫子翻身，不也是春天到了的征兆么？

二月二过去了，龙有没有抬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己这条卧虫，确实在那一天动弹了一下，向古老的习俗鞠了一躬，然后继续卧着，等待下一个二月二，等待下一次被惊醒。

这大约就是习俗的力量吧，它不能让人变成龙，却能让人在某个特定的日子里，想起自己还活着，还扎根于这片土地，还可以在这绵延千年的习俗里，做一只认真生活的小虫子。

作者简介

范利青，男，河南淅川人，人力资源管理师、工程师，曾在《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西安日报》《三角洲》《人民作家》《大河文学》《深圳文学》《顶端新闻》《环境生态学》等不同媒体期刊发表散文、诗歌、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