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蚌会战（我方称“淮海战役”）时，刘峙是徐州“剿总”总司令，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李延年兵团的99军军长胡长清，询问战况。

胡军长说了句“正在忙”，然后“呱嗒”一声就把电话挂了。

你没看错，就是挂了。

刘峙有点尬尴，苦笑了下，和面前的李延年说：“他撂电话了。”

同时在场的出身西北军的第8兵团司令官刘汝明惊呆了，这在西北军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们这些部下见了冯玉祥，有时都得下跪。

刘峙是真能忍。

蒋介石用刘峙为徐州“剿总”总司令时，关于“猪守徐州”的笑话流传甚广。

这话最早出自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之口，刘峙为总司令的命令发布后，郭汝瑰在与参谋总长顾祝同的一次私下交谈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这一人选的质疑：“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只狗；现在派一只猪来，眼看大门守不住。”

这话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开，连对面都知道了。

那段时间，鲁西南解放区的墙上，到处都能看到解放军宣传队刷的标语：“打到徐州去，杀猪过年！

肯定也传到了刘峙那里，他也不在乎。

有次在徐州“剿总”的内部训话中，面对窃窃私语的部下，刘峙干脆挑明了，自我“剖析”了一番。

大意是，最近常有人叽叽喳喳，拿我开心，说派了只猪来守徐州，这实在是恭维我啦，其实猪的战术自古有之，遇有攻击便将屁股背靠墙壁，让敌人抓不住尾巴，对其无可奈何… … 我相信我们用猪的战术，一定可以守住徐州，云云。

内心不是一般的强大。

原生家庭、童年的生活经历，是一个人性格的底色。

每个人都耗尽一生，在这底色上修修补补。

刘峙不满周岁时，父亲因为稻田放水纠纷，被乡间恶霸杀害，母亲带他前后三次改嫁，看尽世间冷暖。

他曾随第三任继父（卸任清军统带）的黄姓，直到1912年他20岁时才改回刘姓。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刘峙随母亲多次改换门庭，寄人篱下，在母亲为继妻甚至是继妾的陌生家庭中，在诸多异父异母兄弟姐妹中，小心翼翼地生存。

他成年后隐忍、不与人争执、依附强者的性格，就是在这种远比普通家庭更艰难的童年生存状态下形成的。

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活下去，就有个坚强有力的靠山。

他成年后选择的“靠山”就是蒋介石，他以绝对的服从、忠诚获取蒋的信任和重要。

蒋在他的眼里，就是童年继父一般的“靠山”。

蒋介石一贯秉承的用人哲学———“忠诚大于能力，何尝不藏着他的童年印记？

蒋由寡母带大、依靠宗族扶持的经历，让他对 “可靠的依附““绝对的忠诚” 有着很深的执念。

这份执念，最终成了国军用人的底层逻辑，也成了他兵败大陆的重要原因。

与刘峙不同，张灵甫出身于富裕的乡绅家庭，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倾尽资源供他读书。

20岁时，刘峙刚改回自己的姓氏，张灵甫则考入北京大学。

即使在受教育水平远高于共方将领的国军中，这种学历也非常稀缺，成就张灵甫“文武双全“的重要标签。

从军后，在万家岭战役、常德会战中大放异彩。

就连“杀妻“这种重罪，也因将介石的偏爱而被轻判，出狱后还能重回军界。

从小到大，他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

更不要说迁就别人，看别人的脸色了。

他生下来就是给别人脸色看的。

精英式的孤傲，以自我为中心的刚愎，是他的性格底色。

他看不起上级，看不起同僚。

最致命的是，他还看不起敌人。

他不听上级汤恩伯劝阻，执意率整74师孤军深入沂蒙山区，放弃自己美械装备的平原优势。

幻想着反包围解放军——”中心开花”。

这说明童年的经历，就像一把无形的刻刀，多年以后，依旧会在我们的身上，切切削削。

有的让我们更完美，有的令我们更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