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苏静。
在我家里，父母一直把“公平对待每个孩子”这句话挂在嘴边，仿佛这是我们家的家训。
他们对外总是表现得非常开明和公正，对待我和弟弟苏明似乎从不偏袒，但只有我自己清楚，这句话不过是掩盖这个家庭里所有不平等和偏心的遮羞布。
苏明是我的弟弟，比我小三岁，自从他出生之后，我就渐渐从父母的掌上明珠变成了一个需要处处让着他的姐姐。
在我十岁那一年，我第一次对父母口中的“公平”产生了深刻的怀疑，那时候我正在客厅里认真写作业，而八岁的苏明则在家里踢足球，弄得家具砰砰作响。
母亲在厨房做饭，父亲在看报纸，他们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明明，小心点”，并没有真正去制止他。
突然之间，足球砸在了我的作业本上，墨水瓶被打翻，蓝色的墨水瞬间污染了我辛辛苦苦写了一下午的生字作业。
我刚站起来想说话，苏明已经冲过来抢球，不小心撞到了我身上。
我本能地向后退，却被椅子绊倒，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左手手臂正好撞到了茶几锋利的玻璃角上。
一阵剧痛传来，鲜血很快就染红了我白色的袖子，而苏明因为反作用力坐在地毯上，他愣了一下，看到我流血后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大声哭喊起来。
“哇——姐姐推我！姐姐打我！”他的哭声震耳欲聋，立刻引来了父母的注意。
母亲拿着锅铲从厨房冲出来，父亲也放下报纸跑了过来，但他们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我手臂上那道长达五公分的伤口，而是坐在地毯上毫发无伤却干嚎不停的苏明。
“苏静！你这是干什么！”母亲一把推开我，紧紧抱住苏明，像抱着什么宝贝一样。
“你是姐姐，怎么能推弟弟呢，万一摔伤了怎么办！”
我捂着流血的手臂，疼得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小声解释道：“妈，是他撞我的，我流血了……”
“流血？”父亲走过来看了看我的伤口，皱了皱眉头，眼神里却满是不耐烦，“流点血算什么，你皮糙肉厚的，弟弟还这么小，你推他干什么，万一撞到头怎么办？”
“我没有推他……”
“你还敢顶嘴！”父亲扬起手作势要打我，“我亲眼看见他倒在地上的，这么小就学会撒谎了？”
那天晚上，苏明坐在餐桌前吃着母亲特意为他做的红烧排骨，还时不时冲我做鬼脸，而我则被罚站在墙角，手臂上的伤口只是简单贴了个创可贴，依然隐隐作痛。
“今晚不许吃饭了，”父亲冷冷地说道，“好好反省一下，咱们家一向公平，谁做错事就罚谁。”
那一刻，我望着墙角斑驳的墙皮，听着身后他们的欢声笑语和咀嚼声，十岁的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的“公平”，其实就是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了弟弟，然后把空碗递给我，还要问我公不公平。
如果我觉得不公平，那就是我的问题。
02
这种“公平”贯穿了我的整个青春期，上中学的时候，县里的高中要求学生住校，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不算富裕但也不差，父亲在工厂里当个小领导，母亲也有退休金。
“静静啊，”送我去学校那天，母亲塞给我五百块钱，“这是你这一个月的饭费和生活费，家里最近有点紧，你省着点花，女孩子吃太多容易长胖，不好看。”
那是2010年左右，一个月五百块钱，平均下来每天只有十六块钱，虽然看起来勉强够用，但这笔钱需要覆盖一日三餐、文具、洗漱用品以及偶尔的班费。
我成了宿舍里最节俭的人，早饭是两个馒头加咸菜，午饭只打一个素菜，晚饭有时就是一包方便面，正在长身体的我经常半夜饿得胃疼，只能喝凉水缓解。
而我的弟弟苏明，他在家门口的中学读初中，每天回家吃饭，不需要支付伙食费，但他每个星期的零花钱却有五百块。
是的，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只相当于他一个星期的零花钱。
周末回家的时候，我总能在他的书包里发现各种昂贵的零食包装，看到他穿着崭新的耐克球鞋，听到他在电话里豪爽地对朋友说：“走，去网吧，今天的费用我全包了！”
这种对比让我心里更加难受，饥饿的感觉反而成了次要的。
高二那年，物价上涨，食堂的素菜都涨了五毛钱，我实在撑不下去了，瘦得只有八十斤，脸色蜡黄，例假都不正常了。
那个周末回家，我鼓足勇气站在正在看电视的父母面前，小声说道：“爸，妈，我的生活费能不能涨一点？”
“涨？”母亲停下嗑瓜子的动作，“五百还不够？你天天吃山珍海味啊？”
“食堂涨价了，”我低着头，捏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衣角，“我……我吃不饱。”
“吃不饱？”父亲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我看你是嘴馋了吧，想学别人攀比了吧？苏静，咱们家虽然不穷，但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将来你弟弟还要上大学、买房、娶媳妇，哪一样不得花钱？”
“可是弟弟他……”我忍不住反驳，“他一个星期就有五百块零花钱，还不用在食堂吃饭……”
“你能跟你弟弟比吗？”母亲把瓜子皮吐进垃圾桶，翻了个白眼。
“他是男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他必须吃好点，将来才能长得高，才能撑起这个家！”
“你是女孩子，将来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吃那么多干什么，浪费！”
“再说了，”父亲接过话茬，语重心长地开始了那套说辞，“爸妈对你们一向是一碗水端平的，你弟弟在学校成绩不好，我们多给点钱是让他打点同学关系，你成绩好，不需要这些。”
“你要懂事一点。”
那天，我一分钱也没有多拿到，手里攥着那五百块钱，感觉像是握着一份施舍的耻辱。
回到学校后，我躲在被子里哭了一整夜，从那天起，我不再喊饿，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帮同学写作业、跑腿买饭，赚取那一块两块的辛苦钱。
我暗暗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要向任何人伸手要钱，尤其是那两个生我养我却视我如草芥的人。
大学成为我人生的分水岭，我考上了一所位于远方的一本院校，虽然不算顶尖名校，但足够让我远离那个家。
03
那张录取通知书，就像一张逃离的车票，带我走向新的生活。
大学四年里，我几乎成了家里的“失踪人口”，别的同学每到寒暑假都急着回家团圆，而我总是选择留在空荡荡的宿舍，或者挤在廉价的合租房里。
我告诉父母，学校有课题，有实习，回不去，其实我只是在打工。
我在快餐店炸过薯条，在烈日下发过传单，做过家教，也当过促销员，我拼了命地赚钱，学费靠助学贷款，生活费全靠自己一点一点挣来。
大二那年，我迎来了二十岁生日，那天我正在一家火锅店当服务员，端着滚烫的锅底在嘈杂的人群中穿梭，脚后跟被劣质的皮鞋磨出了血泡。
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母亲发来的微信，一个红色的转账框，金额是五十元。
附言写道：“静静，今天是你生日，妈给你发个红包，自己去买块小蛋糕吃，别太累了。”
看着那五十块钱，我站在喧闹的火锅店里，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讽刺。
五十块钱，能买什么呢？现在的蛋糕店，一小块切角蛋糕都要三十多块。
而就在十分钟前，我刚刷到弟弟苏明的朋友圈，他那时刚上大一——复读了一年，花钱上的三本——朋友圈里晒的是一桌豪华的海鲜大餐，定位在本市最高档的KTV。
配文是：“今天心情好，请兄弟们嗨皮，今晚全场消费苏公子买单！”
那桌酒席，少说也要两三千块，那是父母给他的“生活费”。
我看着那五十块钱的红包，眼泪混着火锅的蒸汽一起流了下来，我没有点击接收，哪怕我当时真的很缺钱，哪怕我的鞋底都快磨穿了。
我回复了一句：“不用了妈，我吃过了，钱留给弟弟花吧，他开销大。”
第二天，母亲的电话就打来了，不是祝我生日快乐，而是劈头盖脸的指责。
“苏静！你什么意思？给你钱你还不要？你这是在寒碜谁呢？”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亏待你了？你弟弟那是交际需要，将来出社会要靠人脉的，你一个女孩子懂什么？”
“真是个白眼狼！养不熟！故意不收钱来伤我和你爸的心是吧？”
我拿着电话，听着那头熟悉的咆哮，我的心在二十岁生日那天彻底冷透了。
“妈，我还要打工，挂了。”
我挂断了电话，从那天起，我连表面的客套都懒得维持了。
毕业后，我没有选择回家乡考公务员，也没有听从父母的安排去相亲嫁人，而是留在了那座繁华的大都市。
我进入了一家竞争激烈的互联网公司，从事销售工作，销售是最苦最累但也最公平的职业，这里没有“重男轻女”，只有“业绩为王”。
我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陪客户喝到胃出血，半夜在医院打吊瓶，第二天拔了针头继续去签合同。
为了一个单子，我曾在客户公司楼下蹲守了三天三夜，只为见对方一面。
我用了五年时间，从一个底薪三千的实习生，一步步爬到了大区销售总监的位置。
我的年薪从几万涨到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我买了车，买了名牌包，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终于活成了那个曾经在被窝里哭泣的小女孩梦想中的样子。
这五年里，我和家里的联系变成了一种机械的“赡养义务”，每个月一号，我会准时往母亲卡里打一千块钱，不多，但也绝对不少，足够他们在小县城的生活开销。
04
我很少主动打电话，偶尔接通，也无非是那几句：“钱收到了吗？”“嗯，收到了，你弟弟最近想换个手机……”“我还有会，挂了。”
我知道，他们其实也不想听我的声音，他们只想听到转账成功的提示音。
直到上周，父亲破天荒地主动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里透着一股从未有过的亲热和兴奋。
“静静啊！在忙吗？”
“嗯，在开会，爸，有事吗？”
“大事！天大的好事！”父亲的声音都在颤抖，“咱们家老房子，那个胡同里的老院子，要拆迁了！”
拆迁？我愣了一下，那个破旧的院子，喊了十年要拆，终于动工了？
“通知下来了！按照面积赔偿！我和你妈算过了，一共能赔三百八十万！”
三百八十万，对于那个小县城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巨款，是一夜暴富。
“静静啊，你这周六回来一趟吧，”父亲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摆出了一家之主的威严。
“这么大的事，必须全家人都在场，而且……这钱下来了，也得有个说法，咱们得把这钱分一分。”
“分钱？”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我太了解他们了，这钱真的会有我的份吗？
“对，回来分钱，”父亲说得信誓旦旦，“爸妈向来是一碗水端平的，你虽然嫁出去了——其实我没嫁，单身，但他潜意识里我已经不是苏家人——但也是我和你妈的女儿，回来吧，签个字，把这事办了。”
那个周末，我开着我刚提的宝马5系，回到了那个阔别已久的家，我穿了一身剪裁得体的职业装，踩着八厘米的高跟鞋，想让他们看看现在的苏静已经不再是那个为了五百块钱低声下气的苏静了。
但我没想到，等待我的是一场早已写好剧本的“鸿门宴”。
家里的客厅烟雾缭绕，父亲坐在主位上，手里夹着烟，红光满面，母亲在旁边削苹果，脸上带着那种即将数钱的贪婪喜色。
苏明，我那个已经二十六岁却还在家里啃老、换了八份工作都没干长久的弟弟，正跷着二郎腿玩着最新的iPhone，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姐回来了？”他敷衍地喊了一声，目光还停留在游戏上。
“坐，”父亲指了指对面的沙发，茶几上摆着一份厚厚的文件，是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还有一份自愿放弃财产继承权的声明书。
我扫了一眼那份声明书，心里的冷笑更加明显了，果然如此。
“静静啊，”父亲清了清嗓子，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
“这次拆迁，一共赔了三百八十万，全是现金。”
“我和你妈商量过了，”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一丝愧疚，只有理所当然。
“你弟弟呢，二十六了，还没结婚，现在的小姑娘现实得很，没房没车根本不会跟你谈，这钱我们打算主要用来给你弟弟置办家业。”
“你是姐姐，有出息，在大城市当总监，年薪百万，也不缺这点钱。”
“而且女孩子嘛，将来总是要嫁人的，这娘家的钱要是给了你，那就是带到婆家去了，那是便宜了外姓人。”
铺垫做完了，父亲把那份“放弃声明”推到我面前。
“这三百八十万，我们打算全给苏明。”
“你呢，就在这上面签个字，证明你自愿放弃这笔拆迁款的分配权，这样以后这钱就是苏明的婚前财产，谁也分不走。”
全给，一分不留，这就是他们口中的“回来分钱”。
我看着那份文件，又看了看旁边一脸得意、仿佛已经拥有了全世界的苏明，再看看一脸“我是为你好”的父母，我没有哭，也没有闹，甚至生气的感觉都没有了，因为我早就料到了。
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一个有着血缘关系的外人。
05
“好，”我拿起笔，“这钱是老房子的，是你们的，你们爱给谁给谁，我无所谓。”
我不缺这三百八十万，我这几年的存款加上期权，早就超过了这个数，我签这个字，不是因为我孝顺，而是因为我想买断这最后一点“亲情”的羁绊，我看透了。
“刷刷刷，”我签下了我的名字——苏静。
看到我签字，母亲松了一口气，脸上的笑容瞬间真诚了不少。
“哎呀，我就说静静懂事！不像隔壁老王家闺女，为了点钱跟家里打官司，丢死人了！”
“还是我闺女有格局！当总监的人就是不一样！”
苏明也放下了手机，笑嘻嘻地拿起协议看了看，吹了个口哨：“谢了啊姐，等我买了房，给你留个客房。”
我站起身，这一刻，我觉得这里的空气浑浊得让我窒息。
“字签完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公司还有事。”
我拎起包，转身就要往外走，就在我的手刚碰到门把手的时候。
“哎！静静！等一下！”
父亲突然站起来，三两步冲过来，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那一拽力气很大，捏得我胳膊生疼。
“怎么了？”我回头，冷冷地看着他，字都签了，钱都给了，还想怎么样？
父亲的脸上堆起了一种近乎谄媚却又带着算计的笑容。
“那个……闺女啊，爸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说。”
“是这样，”父亲搓了搓手，看了一眼苏明，“你弟弟看中了市中心那个‘云顶天宫’的大平层。”
“那房子好啊！位置好，学区房，面子足！将来找媳妇肯定容易！”
“就是……就是价格有点贵，”父亲吞吞吐吐地说出了重点。
“那房子，全款要四百万。”
“咱们这拆迁款，只有三百八十万，还差二十万。”
“要是贷款吧，利息太高，你弟弟那点工资，还贷压力太大，以后日子不好过。”
父亲抓着我的手紧了紧，眼神里满是期待，仿佛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小事。
“闺女，你看你现在混得这么好，开宝马，当总监。”
“你能不能……再给你弟弟添个二十万？”
“凑个整，咱全款把那大平层买了，这样他就不用背房贷了，一身轻，多好！”
空气在那一瞬间凝固了，我看着父亲那张写满了贪婪的老脸，看着后面母亲那期待的眼神，看着苏明那理所当然的表情。
三百八十万全给他，还不够，还要让我这个被他们剥削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再掏二十万？
我的钱就是大风刮来的？我的胃出血，我的熬夜，我的拼命，就是为了给这个吸血鬼弟弟买豪宅？
我笑了，笑出了声。
“呵。”
我慢慢地，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掰开了父亲的手。
“爸，”我转过身，目光扫过屋里的每一个人，“您刚刚说，咱们家向来是一碗水端平，对吧？”
父亲愣了一下：“啊……是，是啊。”
“那好，”我收起笑容，眼神冷得像冰，“既然要端平，您这三百八十万给了弟弟，又让我出二十万给他凑全款买房，那就是一共给他四百万。”
“那按照‘一碗水端平’的规矩，”我伸出手，摊在父亲面前，“您是不是，也得给我四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