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长征后，中央红军立足未稳，毛泽东为何要发奋读书？

1935年10月，率先结束长征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延安安营扎寨。但令人费解的是，此时中央红军立足未稳，西北战场强敌环伺、危机四伏，毛泽东却一头钻进窑洞，抱着一摞哲学书“啃”了起来。

有人说他这是“书生气”，可谁能想到，正是这些书页间的批注，竟成了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杠杆。在中央红军仍面临重重危机之时，毛泽东为何不着力抓军事，却埋首窑洞之中发奋读书？

被“狭隘经验论”刺痛后的觉醒

初到延安的毛泽东，内心憋着一口气。长征途中，党内曾有人讥讽他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他只会打游击、不懂理论。这种“狭隘经验论”的标签，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

在保安县的窑洞里，毛泽东翻开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页边写道：“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无理论总结，岂不可惜？”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虽在军事上站住了脚，但理论建设仍显苍白——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者，仍在用“共产国际指示”否定中国实际的革命策略。

一本《战争论》的批注泄露了他的焦虑：“不读书，如何说服同志？如何统一思想？”

1938年，他组织克劳塞维茨著作研究会，拉着罗瑞卿、肖劲光等将领深夜讨论。

三个月后，《论持久战》横空出世，用“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辩证逻辑，击碎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谬误。

油灯下的“理论弹药库”

延安凤凰山的窑洞，成了毛泽东的“军工厂”。书架上堆着《资本论》《反杜林论》，桌上摊着《社会学大纲》，连睡觉的土炕也摞着《自然辩证法》。他给艾思奇写信：“我的工具不够，尤其兵力（指理论武器）不足。”

这个“理论弹药库”很快显现实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时，他用“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比喻实践的重要性；分析矛盾时，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比作“打日军还是打伪军”。这些鲜活比喻，让炊事员都能听懂辩证法。

更绝的是毛泽东对古籍的“革命化改造”。读《水浒传》，他看出“梁山泊的失败在于没有建立根据地”；读《三国演义》，总结出“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的统一战线策略。

当有人质疑他“不务正业”时，他笑答：“读《红楼梦》要当历史读，里头有阶级斗争。”

一场席卷延安的“读书运动”

毛泽东的油灯不仅照亮自己的书桌。1938年，他发起“新哲学会”，组织艾思奇、何思敬等学者每周三晚聚在窑洞讨论。蜡烛不够用时，干部们就挤在月光下记笔记。

这场“读书运动”很快升级为全党行动。马列学院成立编译部，系统翻译《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经典。张闻天带着团队，把德文原版逐字“啃”成中文，毛泽东亲自校订，在《哥达纲领批判》译本旁批注：“此处宜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连前线将领也被卷入书海。彭德怀带着《联共党史》上战场，陈赓在战壕里读《反杜林论》。

1942年整风运动，毛泽东开出《甲申三百年祭》书单，警告全党“不要学李自成进京就变质”。曾经嘲讽他“土-包子”的留苏派，开始重新审视“山沟里的智慧”。

从“知行合一”到“扭转乾坤”

读书的最高境界，是把文字化为改变现实的力量。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下：“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这既是对教条主义的宣战，也是对自己读书方法的总结。

当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惊讶地发现中共领袖的书架上摆着《西行漫记》《大众哲学》。谢伟思回忆：“毛的谈话充满历史典故和哲学思辨，却总能落回如何发动农民抗日。”

这种“接地气的深刻”，让西方记者意识到：这群“泥腿子”领袖，可能是中国最有学问的人。

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带去的不是枪炮，而是一首《沁园春·雪》。词中“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豪气，让国统区文人瞠目——原来这位“游击专家”，早用诗书在人心战场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