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冬天，苏联迎来了一个比往年更冷的寒冬。

但比天气更冷的，是社会表面的平静下暗藏的紧张情绪，五百名非洲留学生一口气冲进了红场，当时他们高喊着口号，场面一度非常震撼。

绝非临时起意的骚动，更不是简单的抗议活动，而是一场真实的政治风波，苏联当局的应对方式，后来直接影响了整个国家接下来的几十年。

事情的起因，其实看上去并不复杂，一名来自加纳的非洲留学生，在莫斯科郊区被人发现死在雪地里，官方很快给出的结论是，喝醉了，自己冻死的。

这种因醉酒冻死的情况在苏联并不罕见，尤其是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里，但这次不一样，死的是一位外籍黑人学生，而且死因疑点太多。

从尸检报告到警方的调查过程，漏洞到处都是，比如说，尸体发现的时间和死亡推算时间对不上，尸检报告中有很多关键数据缺失，甚至连最后见到这名学生的人都说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

更别说尸体身上还带有一些疑似打斗留下的痕迹，最关键的是，这名学生的朋友们说，他最近根本没有喝酒的习惯，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不稳定的迹象。

再结合当时非洲留学生在苏联的普遍处境，这件事在留学生群体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怒，在那个年代，苏联在国际上一直标榜自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尤其对非洲国家常常释放善意，提供奖学金、技术培训，邀请大批青年人来苏联学习。

但现实情况是，这些来自非洲的年轻人往往在生活中遭遇冷眼和歧视，他们在课堂上被边缘，在宿舍里被孤立，甚至在街头还可能遭到言语攻击甚至肢体冲突。

这名加纳学生的死亡，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事件发生后，非洲留学生之间开始迅速传递消息，一开始只是私下讨论，后来演变成公开的集体聚会。

他们想要一个解释，想要知道真相，但苏联当局和加纳驻苏使馆都没有给出满意的回应，几天之内，情绪越积越浓，终于爆发。

1963年12月18日，约五百名非洲留学生自发组织，聚集在莫斯科市中心，他们原本是打算去加纳使馆寻求说法，但在被拒之门外后，转向了红场。

众所周知，红场是苏联政治权力的核心象征，每年阅兵、重大政治活动都在这里举行，五百名黑人青年站在红场中心，高喊口号，震撼了整个莫斯科。

他们喊出的那句“莫斯科是第二个阿拉巴马”，让苏联高层极度尴尬，要知道，当时的美国正处于民权运动的高峰期，阿拉巴马则是种族冲突的集中地。

苏联一直用美国的种族问题来批评西方，但现在，居然被非洲人拿来反讽自己，这不是简单的抗议，这是直接戳穿了苏联一直以来对外宣传的“种族平等”形象。

更让当局紧张的是，这场抗议非常有组织性，有明确的行动路线，有统一的诉求，甚至还有临时的协调人员维持秩序，背后是否有外国势力插手？是否会引发更大范围的示威？

这些问题都让苏联政府感到不安，但他们没有立刻动用武警，也没有强行清场，而是选择了暂时安抚。

表面上，苏联官员出面承诺会彻查事件，保障非洲留学生的权利与安全，但实际上，事情过后，非洲留学生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很多参与抗议的人被列入了重点监控名单，有的被学校劝退，有的直接被遣返回国，奖学金开始缩水，留学生补贴逐步减少，更有甚者，一些原本在苏联工作或者打算定居的非洲人，突然被取消了居留资格。

从那之后，苏联的非洲留学生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本每年成百上千的非洲青年被邀请来苏联深造，但抗议之后，名额开始大幅减少。

签证审核变得严格，奖学金政策收紧，很多非洲国家的学生发现自己再也拿不到过去那么容易拿到的资助，苏联对外的“国际主义教育援助”逐渐降温。

这场抗议还带来了更深层的社会影响，苏联内部开始加强对外籍人士的管控，尤其是有组织能力、政治态度强烈的留学生。

安全部门建立了更详细的外国学生档案系统，很多人即使没有被遣返，也在生活中处处受限，课题申请受阻、社交活动受限、毕业后找工作变得非常困难。

这也影响了后来俄罗斯的移民政策走向，虽然苏联在1991年解体，但对外来人口的戒备态度却延续了下来，特别是对非洲裔群体，俄罗斯始终维持一种相对保守的态度。

即使到了今天，在俄罗斯的非洲裔人口仍然非常稀少，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也很少能看到非洲人定居或者担任重要职位。

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因为地理距离远、文化差异大，但如果认真追溯历史，1963年的红场抗议就是一个重要节点，那一次，非洲留学生集体表达不满，打破了苏联对外宣传的完美形象，也让苏联意识到，外来人员一旦失控，可能带来的冲击力并不小。

苏联政府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方式，也反映出他们对于内部稳定的高度敏感，他们不允许异见声音在国家象征性的地方持续出现，也不希望这种事件影响到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

所以选择了“软处理”抗议，但随后悄悄收紧政策，对外一副平和姿态，对内却早已开始调整战略。

这场事件也和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有密切关系，那个时候，美苏争霸非常激烈，非洲作为“第三世界”的关键地区，成了两大阵营争夺的焦点。

苏联希望通过提供教育资源来影响非洲国家，建立亲苏政权，但一次红场抗议，就让苏联高层意识到，光靠宣传是不够的，一旦这些“兄弟国家”的青年人开始质疑苏联，那对外战略将面临极大风险。

所以，从1963年之后，苏联对非洲国家的策略开始转向更加审慎，他们不再大规模吸纳非洲青年，也不像过去那样频繁派出专家团和技术人员。

这其实也间接导致了后期俄罗斯在非洲影响力的下降，而非洲国家也逐渐转向寻找更多元的合作伙伴，不再单纯依赖苏联或俄罗斯。

如果说苏联曾经试图通过教育手段赢得非洲的“人心”，那么1963年的红场事件就是这个策略破裂的标志，从一个黑人学生的死亡，到五百人的集体抗议，再到整个政策体系的转变，这个过程没有大张旗鼓，却一步步改变了俄罗斯的移民结构和国际策略。

1963年那场抗议，没有人流血，也没有人被枪击。

但它的影响远比一场暴力冲突更深远，留学生们站在红场，不是为了制造混乱，而是想要一个公正的解释。

而苏联的回应方式，则彻底改变了俄罗斯对待外来族群的基本态度。

这种变化，一直持续到今天。

参考资料：

种族帷幕之下：杜波依斯的黑人视界，2024-10-16，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