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的一个闷热午后，北京东四一处老宅外聚了不少年轻人。有人高声喝问屋里那位银鬓老者的来历。院门吱呀一声开了，张治中拄杖走出，声音洪亮：“我是什么人，你们去问毛主席！”一句话，把院子里的喧嚷压了下去。

短暂的沉默像一把刀切开记忆。这位满脸风霜的上将军，究竟为何敢把自己交给最高领袖作担保？要弄明白这一幕，得把时间轴拨回二十多年前。

1949年4月，北平城春寒犹在。国共和谈破裂后，担任南京政府首席代表的张治中本可返程“复命”，却忽然被请进了前门外的一处小院。周恩来当面劝他留下，担心南京的“风向”瞬息万变，“西安事变我们已欠老张家一条命，”周恩来低声说，“你再回去，危险太大。”张治中沉默良久，点头。

几天后，毛泽东来到同一间客厅，笑着递来一包当地烟叶，还拍了拍他的肩膀：“留下吧，建国要用人，朋友少一个不行。”一句“张将军三到延安，是自己的朋友”，让张治中心头一热。这个名字与延安的缘分，自此紧紧绑定。

回想第一次到陕北是1945年8月。那天黄土机场尘土飞扬，数千名群众高唱送行曲目，目光紧跟毛泽东。出身黄埔的张治中站在机梯旁，暗地里琢磨：原来领袖与群众的距离可以这么近。正是那次护送，奠定了他在重庆谈判中的关键角色——腾出桂园，调来宪兵，连毛泽东的夜宵都细心安排。

接下来的四十三天，谈判桌旁的缓冲垫几乎由张治中一人担当。僵局一现，他就来回劝解。蒋介石有意见，周恩来微皱眉，他便端杯茶递过去，顺势换个提法。外界谣言满天飞，他却瘦得眼窝下陷。毛泽东后来评价：“那阵子，张将军专做好事。”

国共签下《双十协定》时已是1945年10月10日傍晚。第二天凌晨，张治中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延安。飞机再次降落黄土高坡，迎面又是人海。夜宴上，毛泽东举碗道歉：“延安只能粗茶小米。”张治中高声回应：“小米更香！”醉意之中，两人都没料到“第四次到延安”终成空想。

1946年至1947年间，蒋介石战场失利又想议和，让张治中再赴陕北，电报发出却石沉大海。战争的车轮已不受任何“和字”牵引，这位主和派的努力画上了句号。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受聘为政协副主席。在各种会议上，他常常“抢麦”，对经济布局、民族政策提建议，语速又急又冲。有人不满，他却照说不误。毛泽东一次打趣：“张治中这人，一门心思做好事。”听者大笑，批评的火焰随即熄灭。

1958年仲夏，北戴河海风凉爽。毛泽东忽然招手：“到外地看看？”张治中忙应声同行。自芜湖到武汉，再到合肥，两人同车同宿。下雨路滑，警卫劝首长用便餐，毛泽东回一句：“大家咋吃我咋吃。”张治中暗暗记下，隔天夜里与秘书谈起，感慨领袖不端架子，难怪人心向背不同于旧时代。

抵达武汉钢铁基地，高炉喷红。苏联专家祝贺建设速度，毛泽东谦逊归功于技术援助。张治中站在旁边，忽想到蒋介石曾说“民心可用金钱笼络”，不由轻叹：真正能赢得人心的，是平等与信义。

1957年整风，他在大会上先发言：“怕什么？共产党的威信不会因为批评而掉块漆。”言辞过猛，一些干部皱眉。运动后期风向突变，他也受了冲击。周恩来暗中保护，专门派警卫站在他门口。张治中转身就把这事写进日记：“有人念旧情。”

时间回到1966年。风云骤变，那群年轻人突然闯进他的家，举着红布册子质问身份。张治中知道解释无用，于是有了那句硬邦邦的回答。那不是恃名自傲，而是笃定当年的情分仍在。

周恩来闻讯后，连夜调车把他送到军队招待所，命令警卫三班倒守护。警卫员回来说：“周总理专门叮嘱，‘老张是功臣’。”

三年后，1969年4月6日凌晨，张治中病逝于北京医院。毛泽东托人送来人参，终究没赶上最后一面。告别仪式三天后举行，周恩来走在灵车旁，步子放得极慢。骨灰安放八宝山那天，长廊里站着昔日桂园旧部、延安老兵，也有数名普通司机。他们默不作声，却把手中的帽子压得低低的。

张治中这一生，三次踏上延安黄土地，数度在北平、小庐旁与旧友谈笑。有人评价他首鼠两端，也有人说他仗义无双。可那句“去问毛主席”，像钉子一样钉在1966年的空气里，说明他最后的倚重并非个人武勋，而是那份早已写进历史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