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的“婚外情”，不仅导致“密使一号”吴石被捕，还让我党1000多名同志被捕.......

历史有时候就像一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所有人都知道结局，但依然会被过程中那些匪夷所思的细节所震惊。

故事的起点，在1946年的春天，台湾基隆港。

那时的码头，永远是人声鼎沸，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有逃难的，有淘金的，有满怀希望的，也有心怀鬼胎的。海风带着咸腥味，吹拂着一张张茫然又期待的脸。

在拥挤的人潮中，有一个人显得很特别，他叫蔡孝乾，四十出头，神情镇定，目光锐利，这副派头，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

事实也确实如此。

蔡孝乾同志的履历，要是打印出来，那得用好几张纸。

他是台湾人，却跑去大陆参加了革命，而且是根正苗红的那种——他是唯一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籍红军。论资历、论地位，在当时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老革命，被组织委以重任，派到台湾来主持大局。

可以说，整个台湾的地下工作，都系于他一人之身。按理说，他应该像一把藏在鞘里的尖刀，悄无声息，只在最关键的时刻出鞘。

然而，就是这位本该最懂得纪律和隐蔽的省委书记，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事。

他身边，紧紧跟着一个女孩。

女孩名叫马雯娟，只有14岁，梳着两条麻花辫，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看人的眼神怯生生的。

她不是什么交通员，也不是培养的下一代革命青年，她的身份很简单，也很要命——她是蔡孝乾老婆的亲妹妹，也就是他的小姨子。

这就很离谱了。

地下工作是什么？

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跳舞，是每天在刀尖上打滚。别说带家属，就是多交一个朋友，都得反复掂量对方的祖宗十八代。蔡孝乾倒好，直接把一个未成年的亲戚，还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带到了这个龙潭虎穴里来。

这已经不是胆子大，这是在玩火。

为了把这场火玩得更“合理”一些，蔡孝乾动用了他的权力，他轻车熟路地给马雯娟办了一套假身份，户籍上登记的名字叫“邓莉”。

从那天起，台湾多了一个本不该存在的人，一个游离在所有正常体系之外的“幽灵”。

对外，蔡孝乾的解释是：这是我表妹，家里没人照顾，我带她来台湾读书。

这个理由，在当时听起来似乎也说得过去。台湾刚刚光复，百废待兴，很多大陆家庭都把孩子送过来，接受新的教育。所以，没人怀疑。

可问题在于，戏没演全套。

马雯娟到了台湾，脚跟还没站稳，就被蔡孝乾安排住进了一处隐蔽的住所。说好的读书呢？影子都没有。她没有背上书包走进任何一所学校，而是被蔡孝乾“金屋藏娇”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朝着一个非常危险且不道德的方向一路狂奔。

四十多岁、身居高位的姐夫，十四岁、懵懂无知的小姨子。两个人朝夕相处，很快，那层薄薄的窗户纸就被捅破了，正常的亲情，迅速变质，演变成了一种畸形的、地下的情人关系。

我们必须再强调一遍蔡孝乾的身份：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这个位置，意味着他掌握着无数同志的名单，指挥着整个台湾的情报网络。他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着无数人的生死存亡。

可他，却把个人的私欲，堂而皇之地放在了革命事业之上。他似乎很自信，认为自己是孙悟空，能把一切都玩弄于股掌之间，既能干革命，也能享受生活，两不耽误。

他以为自己布下的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局，却不知道，从他带着马雯娟踏上基隆码头的那一刻起，他亲手为自己，也为整个台湾地下组织，埋下了一颗最致命的定时炸弹。

这颗炸弹的引线，就攥在他自己手里。

从1946年到1949年，整整三年多的时间，蔡孝乾在台北过着一种分裂而惬意的生活。

按照地下工作的标准范本，他应该像一颗钉子，深深地扎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朴素、低调、毫不起眼。可蔡孝乾同志偏不，他选择做一颗夜明珠，生怕别人看不见他。

当时的台北，但凡是有点档次的消费场所，比如西餐厅、咖啡馆、高级舞厅，你总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穿着剪裁合体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指间夹着进口的“三五”牌香烟，出手阔绰，派头十足。

这个人，就是蔡孝乾。

他这副做派，你说他是上海来的商贾巨富，有人信；你说他是国民党的高官显贵，也有人信；但你要说他是个深入敌后的共产党书记，那估计连说书先生都不敢这么编。

钱从哪儿来？

当然是组织上拨下来的经费，每一分钱，都浸透着同志们的血汗和信任，本该用在最紧要的情报工作和组织发展上。然而，蔡孝探却像打开了自家的钱袋子，心安理得地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挥霍在了自己的享受和马雯娟的身上。

他带着这个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情人，看最新的美国电影，吃最正宗的法式大餐，给她买各种时髦的衣服和亮闪闪的首饰，两个人的生活水准，远远超出了当时台湾普通家庭的想象。

这种日子，过得确实很爽。但蔡孝乾似乎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他以为自己很高明，实际上，他早已成了一个透明人。

国民党的保密局，不是吃干饭的。那是一群靠嗅觉吃饭的狼，尤其是在台湾这个刚刚接手的地盘上，他们对所有从大陆来的人，都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

一个行为举止如此张扬、消费水平如此之高的“商人”，很快就进入了特务的视线。这个人是谁？钱是哪来的？他每天都在跟谁接触？

一张看不见的大网，开始悄然收紧。

保密局的特务们很有耐心，他们采取了“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

他们开始派人对蔡孝乾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秘密盯梢，把他每天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都一一记录在案。关于他的卷宗，在保密局的档案柜里，一天比一天厚。

有一次，蔡孝乾带着马雯娟在街上逛百货公司，他隐约感觉身后总有几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作为一个老地下工作者，这种警觉性是深入骨髓的。

换作别人，此刻恐怕早已惊出一身冷汗，立刻切断所有联系，进入静默状态。

可蔡孝乾没有。他回头扫了一眼，没发现什么异常，便自嘲地笑了笑，认为是自己神经过敏。甚至为了在小情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镇定和无畏，他反而更加张扬地搂住马雯娟，走进了最高档的珠宝店。

这个致命的危险信号，就这么被他轻描淡写地忽略了。

安逸的生活，就像温水煮青蛙，已经严重腐蚀了他的革命意志，让他那曾经无比敏锐的嗅觉，变得迟钝不堪。

他沉浸在自己一手打造的“幸福”里，自我麻醉。他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用的是假身份，住的地方也经常更换，特务们能奈我何？

他不知道，他那些小把戏，在专业的特务机关面前，就像小孩子的游戏。

他越是折腾，留下的线索就越多。他和马雯娟那段见不得光的关系，也早就被特务们看得一清二楚，甚至可能还被当成了饭后的笑料谈资。

就这样，蔡孝乾在台北，一手指挥着神圣的地下工作，一手享受着腐化的糜烂生活。

他以为自己是双面间谍，游刃有余。

殊不知，他只是一个即将被扯线的木偶，而命运的丝线，早已牢牢地攥在了敌人的手中。

常言道，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当一个人得意忘形到了极点，离万劫不复，也就不远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以一种最荒唐的方式出现。

时间来到1950年1月，台北。

这一天，马雯娟惊慌失措地告诉了蔡孝乾一个消息——她怀孕了。

这个消息，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蔡孝乾自以为固若金汤的世界里轰然炸响，他彻底慌了。

马雯娟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未婚先孕，在那个年代，是足以让一个女人被唾沫星子淹死的天大丑闻。

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是他，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一旦事情败露，这不仅仅是个人作风问题，更是足以引爆整个台湾地下组织的政治炸弹。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将瞬间化为泡影。

冷静，必须冷静。

蔡孝乾的大脑飞速运转，寻找着解决方案。在台湾把孩子生下来，绝无可能，那等于是自投罗网。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马上把马雯娟送回大陆去，让这个麻烦彻底从眼前消失。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当时的台湾，早已被国民党经营得如同铁桶一般。

想要离开台湾前往大陆，需要一张至关重要的东西——通行证。

而这张薄薄的纸片，审批程序极其严格，需要层层审核。马雯娟用的是“邓莉”这个假身份，没有任何正当的离台理由，想从正常渠道拿到通行证，比登天还难。

怎么办？

常规的路走不通，蔡孝乾只能动用非常规的手段。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个他本不该去动用，也绝不能去动用的人。

这个人，就是吴石。

吴石将军，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是我党潜伏在敌人心脏里最重要的一颗棋子，代号“密使一号”。以他的职位，签发一张通行证，不过是举手之劳。

但问题在于，组织纪律是铁打的。

按照地下工作的最高原则——“单线联系，系统隔离”，蔡孝乾负责的党务系统，和吴石负责的军事情报系统，是两条绝对不能交叉的平行线。

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络人，是一个名叫朱枫的交通员。

这条纪律，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教训，是地下工作者的护身符。一旦打破，就等于亲手在自己的防线上撕开一个口子。

可此时的蔡孝乾，已经被那个未出世的孩子搞得方寸大乱。纪律、原则、同志们的安危……这些东西，在那一刻，统统被他抛到了脑后。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解决马雯娟这个大麻烦。

于是，他找到了朱枫。

他没有说明实情，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自己有个亲戚家里出了急事，必须马上离开台湾，希望朱枫能帮忙联系吴石将军那边，想想办法。

朱枫，代号“朱太太”，是一位经验丰富、忠诚可靠的老同志。当她听到蔡孝乾这个请求时，内心的警铃瞬间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