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都曾深陷过一场两极分化的辩论：如何追究破坏法治的前任政府官员责任？如今，这一难题正式摆到了美国面前。

5 月 16 日，华盛顿特区美国农业部大楼外，一面美国国旗后方悬挂着印有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头像的横幅。这一场景，恰似当下美国政治困境的缩影 —— 最高法院此前作出一项关键裁决：豁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因公务行为引发的刑事起诉，但这一保护范围并未覆盖其政府官员。这一区别性裁定，如今点燃了美国政坛的激烈辩论 —— 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未来是否需为任期内的争议举动承担法律责任，甚至面临刑事指控？

民主党领导人和民主倡导者明确指出，未来政府完全可对特朗普团队的争议行为展开刑事审查，例如加勒比海船只袭击事件、芝加哥移民突袭等。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今年秋天就曾公开表态：“最高法院保护了特朗普，但其他参与决策的人并无豁免权。诉讼时效长达五年，无论如何，下一届政府任期内，他们终将面临问责。”

然而，即便只是讨论追责的可能性，也引发了强烈反弹。反对者担忧，这一议题可能在 2026 年中期选举中适得其反：既分散选民对 “经济适用性” 这一核心议题的关注，又可能重蹈 2024 年大选的覆辙 —— 如同特朗普当年利用自身被起诉事件凝聚支持者那般，刺激其阵营的热情。但支持者反驳称，唯有明确刑事追责的可能性，才能对当下特朗普官员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

当然，特朗普完全可能在 2029 年 1 月卸任前对下属实施大规模赦免，让这场辩论失去意义。但自由派组织 “不可分割”（Indivisible）联合创始人埃兹拉・莱文认为，即便无法阻止起诉，迫使特朗普走到 “包庇下属违法” 这一步本身就极具价值。“让他这么做，再让公众判断是否该支持一个为违宪违法行为者脱罪的政权，” 莱文强调，“如果因害怕他打出赦免牌而回避交锋，我们从一开始就输了。”

自第二任期伊始，特朗普政府便在诸多领域不断试探法律权限的边界。这一倾向已招致数十项联邦法院判决，其中不乏共和党任命法官作出的裁决，均认定其政府行为违反相关法规或宪法基本权利。

前总统奥巴马的白宫道德顾问、民主捍卫者基金会联合创始人诺姆・艾森直言，这标志着美国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 “非法行为流行”。“这种情况史无前例，” 艾森指出，“核心问题在于：在这些广泛的不当行为中，有多少已越过刑事犯罪的红线？又是谁该为此负责？”

目前，批评者已锁定几类疑似违法的行为：无视法院禁令驱逐无证移民；向司法部提交特朗普批评者的抵押贷款记录，涉嫌违反《隐私法》；以及大规模赦免与总统存在经济或政治关联的人员。艾森特别指出，即便最高法院豁免了特朗普，参与这些决策的其他官员仍可能被追责。“若能证明有人通过向特朗普承诺好处换取赦免，那么推动该决定的相关人员难逃责任。”

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罗伯特・加西亚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若民主党重掌多数席位，“打击腐败、维护宪政政府” 将是核心工作。“法庭案件和新闻报道均指向政府各部门可能存在的犯罪活动，记录这些行为至关重要。” 截至目前，白宫尚未对 “特朗普官员未来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的相关讨论作出回应。

这场追责辩论在两个领域尤为激烈，已形成明确的问责前线。

其一，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等机构的军事化突袭行动。今年秋季，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州长 JB・普里茨克签署行政命令，成立伊利诺伊州问责委员会，明确要求通过公开听证会等形式记录联邦官员在突袭中的行为，不仅要提出政策建议，还需将发现的 “潜在违法行为” 移交相关机构（该委员会预计明年 1 月提交报告）。“风水轮流转，” 普里茨克在突袭事件期间就曾警告，“这些人今天或许不会被起诉，但诉讼时效尚未过期，特朗普政府倒台后，他们终将面临追责。”10 月 31 日，联邦移民执法人员曾在伊利诺伊州奈尔斯市一家 H- Mart 杂货店停车场实施逮捕，此类行动正是委员会的调查重点。

其二，是政府持续推进的加勒比海海上禁毒军事行动。尽管美国政府坚称行动合法，但始终拒绝公布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为该行动提供的法律依据备忘录，这一态度引发民主党强烈质疑。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指出，部分袭击行为 —— 尤其是 9 月 2 日首次船只袭击中对幸存者的 “二次打击”—— 可能已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罪。奥巴马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副法律顾问、正义安全网站联合主编泰丝・布里奇曼的批评更为尖锐：“这就是谋杀，是官方认可的谋杀行动，特朗普的这一决策让所有下属都陷入了法律风险。” 当被问及下届政府是否应起诉相关人员时，布里奇曼明确表示：“当然应该，而且要从高层开始，问责下达命令者，而非被迫执行的基层人员。”

如何追究前政府官员责任，是全球诸多民主转型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这一被称为 “转型正义” 的议题虽经广泛学术研究，却始终未能形成共识。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卫・波岑坦言：“这是转型正义领域的经典困境，没有公认的正确答案，难以预先判定哪种选择更优。”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教授埃里克・维贝尔豪斯 - 布拉姆进一步解释，这本质上是 “和平与正义” 的抉择 —— 放弃追责可能有助于两极分化社会的和平稳定，但会剥夺受害者获得正义的权利；坚持追责则可能加剧分裂。

致力于应对宪政体制威权威胁的 “保护民主” 组织 2020 年的报告就曾分析，追究前任政府责任的努力 “往往混乱耗时，可能加剧政治犬儒主义，还会将被指控者塑造成烈士”；但 “历史同样表明，对严重违法行为视而不见的代价更为沉重”，可能助长 “有罪不罚” 心态，纵容未来的权力滥用。

美国近期政治史为这场辩论提供了正反两面的参照。奥巴马政府当年未起诉小布什时期参与酷刑计划的官员，这一选择被泰丝・布里奇曼等批评者视为 “纵容有罪不罚”—— 正是这种对权力滥用的放任，为如今特朗普政府的激进政策埋下隐患。布里奇曼指出，奥巴马政府当时担忧追责会被解读为 “政治清算”，而只要未来政府持续被这种担忧束缚，“政府高层永远无法被真正问责”。

反观拜登政府对特朗普的起诉，则凸显了追责的政治风险：司法部调查行动迟疑滞后，不仅让特朗普得以通过法律程序拖延时间，其支持者更将起诉解读为 “政治迫害”，反而凝聚了支持力量。如今，特朗普阵营甚至以 “遭政治打压” 为由，为起诉政治对手的行为辩护，即便相关证据十分薄弱。“事后看来，拜登政府的处理可谓两头不讨好，” 波岑评价道，“既被特朗普支持者视为迫害，又因力度和紧迫性不足，未能及时得出最终结果。”2024 年 6 月，密歇根州底特律的 “美国转折点” 活动上，支持者曾举着特朗普嫌犯照标语牌抗议，而特朗普在佐治亚州面临的敲诈勒索指控已于 2025 年 11 月被撤销，这一事件更凸显了追责过程的复杂性。

面对历史教训，美国政坛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支持强硬追责的一方认为，拜登政府的经验并非放弃问责，而是要更快、更彻底地推进问责。“不可分割” 组织联合创始人莱文指出，民主党若重掌国会或白宫，应明确表态将调查特朗普政府的潜在违法行为。“独裁者巩固权力的关键，是让周围人相信其统治永续，从而选择服从，” 莱文强调，“必须打破这种迷思。” 波岑也认为，明确未来的追责可能，能对当下的权力滥用形成有效威慑，但需采取措施规避 “党派报复” 的质疑 —— 例如采纳法学教授建议，授权两党前美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起诉。

反对追责的一方则警告，民主党应吸取拜登政府的教训，谨慎行事。维贝尔豪斯 - 布拉姆认为，此前的追责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民主党大概率不愿再次尝试，毕竟特朗普极可能将自己塑造成 “遭不公攻击的殉道者”。中间派民主党团体 “欢迎” 的顾问西蒙・巴泽隆更从选举策略角度提出反对：“民主党政治精英的优先议题与普通选民严重脱节 —— 精英关注法治威胁、移民执法等议题，而工薪阶层最关心经济福祉。” 他建议民主党应聚焦经济议题，仅在特朗普个人腐败指控上可例外，因为这能直接关联到 “总统为富裕盟友谋利、忽视普通家庭负担” 的经济叙事。

“保护民主” 组织政策倡导者格兰特・图多尔承认追责之路充满荆棘，但坚持认为 “无视违法行为是最糟糕的选择”。“对权力滥用的纵容，无异于为未来更严重的违法开绿灯。” 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 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其团队挑战法律底线的行为已较第一任期更为肆无忌惮。若其下属无需为行为付出任何切实代价，这一趋势恐将愈演愈烈。

这场关于追责的辩论，本质上是美国对自身民主制度的一次深刻拷问：在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的当下，如何在维护法治尊严与维系社会稳定之间找到平衡？答案，或许将决定美国民主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