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寒冬，庞莱臣之子庞增和捧着137件“虚斋旧藏”走进南京博物院，其中明代仇英《江南春》是曾被《过云楼书画记》盛赞“仇画第一”的珍品——庞家以为，这是把国宝交给了“永远的守护者”，却没料到66年后，这幅画会以8800万估价出现在北京拍卖预展。而南京博物院给出的解释，轻飘飘一句“上世纪90年代依规处置的伪作”，藏着太多让公众无法信服的“糊涂账”。

一、一条经不起细查的“伪作处置线”

要弄清这幅画怎么从博物馆流到拍卖场，得先把南博口中的“合规流程”拆开来算——每一步都藏着漏洞。

1959年，南博给庞家开的捐赠收据上，明明白白写着“明 仇实父（仇英）《江南春图卷》一件”，彼时没人说“伪作”；1961年，张珩、谢稚柳等专家组成的鉴定组说它“伪”，1964年另一组专家再定“假”，可这两份关键鉴定记录，如今公开的版本大面积打马赛克，看不到完整名单、没有具体辨伪理由，更没有庞家人的知情签字；1997年，南博向江苏省文化厅提交报告，说要把“不够馆藏标准的文物”调剂给省文物总店，获批后便把《江南春》划了出去——全程没通知庞家一句；2001年，这件“伪作”以“仿仇英山水卷”之名，被一位“顾客”以6800元买走，销售清单上连买家信息都模糊不清；直到2025年春天，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在拍卖预展上看到这幅画，才惊觉祖辈捐赠的“国宝”，早已变成别人手中的“天价拍品”。

更讽刺的是，仇英《江南春》曾被国家文物局首任局长郑振铎列为“非要不可”的征集对象，流传脉络清晰（从清代王氏话雨楼到苏州过云楼，再到庞莱臣虚斋），若真是“伪作”，为何6800元卖出后，能在24年后飙升到8800万估价？是当年的鉴定错了，还是“处置”过程中藏了猫腻？

二、博物馆的“权力闭环”：谁来管“管国宝的人”？

南博的回应始终强调“依规处置”，可这个“规”，从一开始就偏向了自己。

国有博物馆手里握着三把“钥匙”：文化机构的展览权、国有资产的管理权、学术权威的鉴定权。当这三把钥匙都攥在同一人手里，又缺乏外部牵制时，就容易形成“我说它是伪作，它就是伪作；我说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的闭环。庞叔令多年写信询问137件捐赠品的去向，南博要么不回应，要么用“鉴定为伪”搪塞；直到庞家起诉，法院调解后才获准进库房查验，结果发现132件在库，5件“不翼而飞”——若不是打官司，庞家人连“自己捐的东西少了”都不知道。

《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无约定协议的，处置文物应事先征得捐赠人同意”；《公益事业捐赠法》也要求受赠方“妥善保管捐赠财产，及时向捐赠人反馈情况”。可在这件事里，南博把“妥善保管”变成了“自行处置”，把“及时反馈”变成了“事后隐瞒”。当博物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监管还总是“事后追着跑”（国家文物局、江苏省文旅厅都是事件曝光后才成立调查组），国宝的安全，靠的难道只是机构的“自觉”？

三、比8800万更贵的，是文博行业的公信力

这件事的核心从不是“一幅画值多少钱”，而是“公众还能不能信任博物馆”。

庞家不是个例，几十年来，无数收藏家把祖辈珍藏无偿捐给公立博物馆，图的不是名利，是“让国宝留在国家手里，传给后人看”。可南博的操作，给所有潜在捐赠者浇了一盆冷水：我捐的东西，会不会某天也被说成“伪作”，悄悄卖掉？博物馆的库房里，还有多少没被发现的“消失文物”？

更让人揪心的是，“处置伪作”成了个模糊的口子。到底什么标准算“伪作”？鉴定需要多少方参与？处置后的流向要不要公开？这些本该明确的规则，如今成了博物馆的“自留地”。就像这次，南博说“处置了”，却拿不出完整的流转链条；说拍卖场上的画“未必是当年的受赠品”，却给不出自己保管过的文物的清晰溯源证据——这样的回应，不是释疑，是让公信力继续流失。

四、你说：国宝的“守门人”，该有怎样的规矩？

庞叔令还在等一个答案：那5幅“被处置”的画，到底去了哪？当年的鉴定是不是真的？而我们更该问：

如果你的祖辈无偿捐赠了国宝，多年后却在拍卖会上看到它，你会怎么想？博物馆的鉴定记录，该不该对捐赠人完全公开？“处置伪作”的流程，要不要引入第三方监督？

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守护，不该只有博物馆的“一言堂”，更该有公众的眼睛、透明的规则、严肃的追责——毕竟，那些文物不是某个人的私产，是整个民族的文化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