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总参谋部一直是人民军队重要的指挥机关，能位列其领导班子的干部大多都得符合这几个条件：有资历、有威望、军衔高，这样才能服众、才能成为军队稳定的基石。

但是在1968年，一位开国大校却被破格提拔为副总参谋长，让很多人大跌眼镜。要知道副总长相当于大军区级，不少开国上将、中将的军职都还没到达这个级别，一位大校凭何能得到青睐呢？

而更令人唏嘘的是，短短3年后，他就遭遇波折，本来正在随团访问越南，突然接到通知回国，一下飞机就被专人带到周总理面前，总理痛心地对他说：好好揭发。随即他被隔离审查7年多。

其实总理是真的很重视这位大校，1968年职务调动时，总理当面劝说过让他到国务院工作；1973年也指示过总参：他的问题是不是被看得太重了？

这位人生极不平凡的大校名叫阎仲川，他起草命名的一道命令，成为当时运动中一股汹涌的暗流，影响颇深。

阎仲川是河北定兴人，1922年出生，早年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读高小时期一直名列全校前三。

后来他对儿子说过：我不是什么聪明人，之所以能保持住好成绩，主要在于学校对前三的学生免学费。我想给家里和自己一个交代，除了用功念书别无他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阎仲川身上有一股劲，不服输、敢争先的念头也是他能成为人民军队后起之秀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青年时期他也没那么远大的志向，只是想好好念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本来要去保定工业职业学校就读的阎仲川在半路被人抓了做民夫，帮一名连长挑了十多里路的行李。

好在这名连长有恻隐之心，见他年纪小又是读书人，叹了口气将人放走了，阎仲川便辗转回到家里。

这时阎仲川的大哥已经参加了本土抗日队伍，书已经读不成了，阎仲川干脆跟着大哥投军。

刚当上兵那一个多月，部队四处转移，当行至家长不远之际，阎仲川两兄弟向直属领导提出探亲请求，获得了批准。

没想到的是，他们刚回家就遇上了鬼子的扫荡，母亲劝两人留在家中别再出去打仗，大哥当时已经结婚，看着妻子那哀求的模样，心一软就将军服埋了起来，从此成为一个老百姓。

而阎仲川不愿，他从后窗跳出去，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与敌人周旋，幸运地冲出了包围圈。两兄弟开始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接下来的年余时间里，有文化的阎仲川被安排到干训队受训，掌握了测绘、战术布置等军事技能。1939年结业，阎仲川被分配到冀中军区司令部当见习参谋，此后的几年抗日生涯，他都是跟着吕正操走的。

吕正操被调到晋绥军区当司令员时，阎仲川也调任为晋绥军区作战参谋，两人直接接触很多，私下的关系也不错。

只是解放战争爆发后，吕正操却托人给阎仲川带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别跟着我过来”。

这倒不是吕正操对阎仲川有意见，概因当时吕正操出任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总司令，就有闲话传出“吕司令要回东北老家拉山头”，出于避嫌，吕正操决定跟老部下们分开，对彼此都好。

这让阎仲川很茫然，好在东总司令部机关有他的熟人，经过一番努力，他留在了司令部担任一科参谋。后来阎仲川回忆起这段往事有些感慨：我是摆脱了一个小山头，却又融入了“四野”这个更大的山头。

他在司令部里见证了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几个番号的更替，人民军队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同时，他的职务也屡有提升。

只是，能一直被首长们信任的阎仲川，却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他本人更希望自己具备带部队的能力。

所以在中南军区任职之际，他多次向上级提出要到部队去，得到同意后成为41军123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然而在1956年，阎仲川突然接到命令，要回军区报到，改任军区作战部部长。

此时中南军区已改为广州军区，大军区的作战部部长能管理的可不止一个师，但高升的阎仲川很不乐意，他写了一封长信交给军区，希望能继续留在基层发展。这次没获得同意，他还是得服从命令走马上任。

此后的十来年里，阎仲川一直在黄上将麾下工作，历任军区副参谋长兼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军区参谋长等职。黄上将调任为总长后，依然记得能力出众的阎仲川，力荐之下，阎仲川就成了新中国首位大校副总长。

其实阎仲川对于一些运动基本持抵触态度，他在广州兼任过革委会副主任，处理地方工作也是以平稳为主，这个做法得到了周总理的赏识。刚到北京时，周总理就跟他当面提过，准备把他调到国务院当副总理。

只是阎仲川志不在此，就以不熟悉行政工作为由婉拒。事后他回想才醒悟，原来这是总理准备拉一把，可惜机会被自己错过了。

阎仲川在总参办公后，发现周围都是资历比自己深的干部，他也知道局势汹涌，就采取自我封闭的模式，尽可能不与人私下接触，即便老领导黄上将约他去看电影都婉拒。

他本以为凭借公事公办的态度，能远离那些风波，但1969年下达疏散令时，阎仲川犯下一个严重错误。

这一年由于北方局势危急，中央成立了前进指挥部，决定对首长们进行疏散，确保能多方位指挥。

10月18日，阎仲川去前进指挥部开会，奉命起草疏散文件。他拿去给值班参谋特急发出时，参谋问了一句：要按什么文号顺序编发？

阎仲川想到这是前进指挥部成立后的第一份文件，就说：从一号编起,叫‘一号令’吧！落款时间为1969年10月18日晚21时30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记载：“全军各部队依照命令立即行动，当夜即疏散到位。按照‘第一个号令’紧急疏散的部队，约有陆军90余个师、520余个团，海军430余艘舰艇，空军4100余架飞机。‘第一个号令’下达后，部队战备工作进入最紧张时期，达到了最高潮。”

本来这道命令没什么问题，但名字却影响很大。中国人对“一号”是比较敏感的，偏偏那个局势下更增疑云，周总理很快就来责问他为何要如此命名，阎仲川回答只是按照顺序，并无其他含义。周总理叹了口气，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后来波折的源头就出自这里。

1971年9月24日，阎仲川跟随李先念副总理出访越南，9月28日突然接到命令紧急回国，本来他原定的任务还要留在越南考察抗美形势，这个改变让他摸不着头脑。

回国一下飞机，他就被专人引领到了贵宾室，一进门看到周总理，阎仲川就知道问题比较大了。果然，周总理当场宣布：阎仲川同志，中央已决定让黄离职反省，你是黄的得力助手，要好好揭发他的问题。

一旁的叶帅接话道：你还年轻，工作能力又强，好好揭发交待，还会有前途的。

从两位首长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对阎仲川感观还是不错的，1973年总理甚至指示过总参党委会：总参党委可以研究一下，过去是不是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

但随着张某桥进入总参，事情又被搁置了，直到1979年4月才重获自由。而关于定性问题，还是1982年副总长张才千宣布：阎仲川犯有错误，由大军区正职降到大军区副职离休。

晚年的阎仲川主要的生活日常就是撰写一些四野的军史资料，因为有大军区副职待遇，日子过得也还算可以。

2002年6月22日，阎仲川在北京逝世，有昔日战友为其送来一副挽联。上联：戎马一生认认真真；下联：驾鹤西去清清白白。横批：无怨无愧。

从这里可以看出，其实他对于一些问题并没有涉足。

他的儿子阎明后来接受采访时也说过，父亲跟101、黄上将等只是上下级关系，谈不上私交，生活上没太多来往。否则的话也不会被审7年半都没审出东西，并在离休时享大军区副职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