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毛主席所忧心的无非两个地方，一个是靠近朝鲜的东北，另一个是直面海峡的闽浙前线。而自抗美援朝胜利和一江山岛解放后，东北和浙江的战事皆已告一段落。此时全国唯一还在打仗的地方，就只剩下福建沿海。

为了巩固东南海防，同时积极筹备攻台，毛主席在有叶飞统管福州军区的情况下，又将刚从朝鲜归国的韩先楚调去了福建。三野、四野两位顶尖名将同时坐镇一个军区，足见主席对于东南防线的重视。

但谁又能想到，被寄予厚望的福州军区，却在之后接二连三的遭遇棘手状况，甚至一度闹得是“鸡犬不宁”。为了根除边患，毛主席只能让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亲自赶往前线，去看看韩先楚那边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1962年，中印两国在西南边境交火。虽说这场自卫反击战只打了短短的32天，且是以我军大获全胜而告终，但这突然间的变数，却让困守孤岛的蒋介石仿佛看见了希望。他主动向印度请求军事上的合作，并仗着有美军的撑腰，开始大喊“反攻”口号。

同年3月至6月，蒋介石借助美海空军的支持，接连进行了几次针对沿海登陆作战的演习，声势浩大，唯恐天下不知。虽说以蒋介石当时的军力，已经不可能再翻起多少风浪，但毛主席秉承有备无患的原则，还是于5月发出最高指示，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特别是福州军区部队全部都要进入一线阵地待命。

一直期盼有仗可打的韩先楚，终于等来了久违的战机，他直接把司令部搬到前线，亲自抓战备，抓训练，一刻也不敢怠慢。但大军枕戈待旦守了近半年，海峡却始终风平浪静，蒋军主力未见任何异动。

直到1963年，军区才接连收到示警，说沿海阵地不时遭遇敌人小股部队偷袭，多的时候就是一队几十个人，少的时候甚至只有三五个。经过情报部门的缜密侦查，确认这些敌人主要源自两个方面：

其一是所谓的“救国军”。当年蒋介石败退孤岛后，曾任命驻守金门的胡琏为“福建游击军区司令”，让他不断派出特务潜回内陆，并大肆收买沿海匪盗，鼓动这些零散部队四处劫掠，制造不稳定因素。

其二是被视为蒋军精锐的“蛙人部队”。自1960年叶翔之接任对岸情报局长后，他便受蒋介石的委派，从海军中遴选水性好且单兵作战能力强的官兵，进行严苛训练，组建海上突击队。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伪装潜伏，袭扰北至山东莱阳，南至广东阳江的沿海地区。

1962年福州军区紧急战备时，已经做好中打和大打的全面准备，即便美蒋联军投入一二十万部队，甚至更多的兵力，军区都有信心从容应对。但如今蒋介石剑走偏锋，专打“蚊子叮、跳蚤咬”般的小仗，就只派几个人过来纯捣乱，要么抓一两个老百姓，或者随意开几枪，再不济就偷一块生产大队的牌子，减掉几十米电话线，拿回去当“战利品”。

这种打法在军事上没有意义，也造不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但对福州军区来说，小偷小摸实在是气人、恼人、烦人。蒋介石就是要逼得你兴师动众，人困马乏，又防不胜防。当时国内形势刚刚稳定，老百姓们厌倦战争，渴望安定，如今敌人时不时就冲到岸上开几枪，这对民心的打击是沉重的。

但作为军区司令，韩先楚也确实是有苦难言。蒋介石偷师学艺，把游击战的本领学到了精髓，他就从金门、马祖开出几条大船，等靠近海岸再放下一些小船过来，潜伏至内陆捞一把就走，然后回去就大吹大擂，说你海防形同虚设，把舆论造得满天飞。

当时福建还没有建立起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又缺乏海上和空中巡逻力量，长达千余公里的海岸线，处处可以登陆。每次地方告警，说有敌人出现，支援部队没有足够的运输汽车，只能两条腿跑过去，等跑到了，敌人也早就不见了踪影。

要想杜绝此类渗透，办法就是把军区作战力量全部压到一线，严防死守，但这一来不仅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而且纵深也会缺少机动兵力，一旦防线某处被撕开缺口，想要补救都来不及。

当年毛主席亲自点将，让韩先楚来福州军区当司令，就是看中他有解放海南岛的渡海登陆作战经验，又在朝鲜担任过中朝联军西海岸联合指挥所司令，部署海防的本领也是一绝。当时外界对韩先楚也是非常信任，曾有人说：

“让这样一个好战分子往福州那么一坐，这本身对美蒋就是一种震慑。”

但结果呢？福州军区面对敌人的游击战束手无策，吃了不少苦头，每次都是被动挨打。一开始，毛主席还能够理解韩先楚的难处。但随着蒋介石的变本加厉，动作越来越多，仅1963年上半年，就接连出了“前浦事件”、“长沙事件”和“臭隅头事件”。

而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前浦事件”。一支蒋军七人小分队偷袭厦门驻军，造成福建全省轰动，使得毛主席都不得不亲自过问福州军情。

1963年4月25日，蒋军金门两栖侦察队七个人，趁着雨夜掩护从沿海登陆，并顺势潜入福建厦门岛的前浦村。当时前浦村有福州军区的某团一营三连驻防，侦察队便以此为目标，袭击并打晕了村中一名叫叶中央的战士，想要将其绑回金门邀功请赏。

因为天色太暗，他们误把叶中央的上士军衔看成了上尉，觉得这回逮住条大鱼，于是架着人匆忙往回跑，慌乱中竟然迷了路，就在海边的草丛中乱窜。更加戏剧性的是，叶中央手上其实还缠绕着一把带着枪缰的手枪，他们也并未发现。

七个人着急寻找渡船，难免嘈杂议论，再加上晚上海风冻人，时间一长，被打昏的叶中央竟醒了过来。他见自己被人拖架着，知道是遇到了敌人，于是果断拽起手枪，先是用枪托猛力砸向背着他的那个敌人，接着就势推弹上膛连开四枪，直接击倒两人。侦察队突遭袭击，又生怕枪声会引来附近驻军，也顾不得叶中央了，赶忙拉起伤员就往海边逃。

“前埔事件”后，叶中央被授予“孤胆英雄”战斗英雄称号，记一等功，授予少尉军衔。然而在此之后，他所在的连队以及整个福州军区，却又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蒋介石借此事件大做文章，宣传“国军突破前浦防线”。由于厦门是著名的侨乡，大量海外华侨闻听消息后，因担心国内亲友安危，纷纷致电福州军区询问：

“前浦都被突破了，厦门市区岂不也岌岌可危？”

一时间福建各地人心惶惶，民众对福州军区的海防能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而蒋介石要的也正是这种效果。面对危机，毛主席的处置非常及时，他让主管全国军事的罗瑞卿亲自去到福建，务必做好善后工作，要赏功罚过，全面整顿。

罗瑞卿深知事情的严重性，一个军区守不住海防，一个连守不住一个村，让蒋军七个人的侦察队进退自如，还差点抓走了一名战士，这就是轻敌大意。当着福州军区指挥班子的面，罗瑞卿话说得很重，他认为这是“这是有损国威军威的事件”、“要撤销守卫部队的番号”。

这话一出，在场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间竟无人敢搭话，也无人敢说委屈。驻守前浦村的三连此次却有疏漏之处，但毕竟应对及时，还涌现了叶中央这样的战斗英雄，至少也应该是功过相抵。直接撤销番号，这对于部队来说可能过于残酷。

韩先楚没有直接反驳罗瑞卿，但在之后的总结会议上，他还是开了口，先是说：

“出了问题，作为军区司令员、军事指挥员，我应负主要责任。”

然后话锋一转：

“向部队传达总长的指示时，要做必要的解释工作，要领会总长指示的精神实质。至于撤销番号的决定，我看就不必向下传达了，到此为止。”

关键时刻，韩先楚彰显了一名统帅的担当。当着罗瑞卿的面，他主动揽责，并拦住撤销番号的命令。若换成别人，哪来的这般魄力？

罗瑞卿了解韩先楚的性格，他之前的严厉言辞，确实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愤慨。在一番调查后，也知道了福州军区的无奈。最终几番权衡之下，罗瑞卿也同意收回命令，但前提是韩先楚必须尽快改善局面，像前浦这样的事件绝对不允许再次发生。

接二连三的遭遇挫折，使得福州军区已经到了必须触底反弹的地步。

就在韩先楚踌躇之际，军区政委叶飞给他引荐了一位解决难题的高人。

正在上海休养的粟裕，在得知东南海防有告急的消息后，不顾病体，抱病颠簸两天两夜赶到福州。自1958年后，粟裕就因为种种原因，被调往军事科学院任职，远离了军队。此次孤身前往福建，也不是受了谁的命令，单纯只是凭着一个老兵对国家安危负责的态度。

在老部下叶飞的陪同下，粟裕先是听取了军区的相关作战方针，之后又亲自前往一线阵地调研，先后到了闽中泉州湾和闽南赤湖一带，最后一站便是厦门。

韩先楚得知粟裕来闽，带着一大帮干部赶了过来，说要请教海防经验。粟裕一开始顾虑自己身份，说不想干预福州军区的作战部署，至于自己的想法还是先汇报给上级，等审阅后再做评判。但韩先楚可不管那些弯弯绕绕，他坚持让粟裕畅所欲言，有什么好办法一定要教给自己。

粟裕架不住韩先楚的再三请求，于是就蒋军小股部队偷袭的情况，简要介绍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敌人真的上来，据我想，经过一番苦战，把它赶下海去不难；但要把上来的敌人全部消灭掉，叫它肉包子打狗—有来无回，则不那么容易。我们的着眼点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粟裕的想法极有针对性，他认为既然防不住，追不上，那倒不如主动打开大门，诱敌深入，然后关门打狗。这一战法，其实和毛主席对东南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当时主席的意见也是强调：

“对付小股袭扰的敌人，在打法上应首先把敌人放进来，然后大胆迂回，断其后路，并设法击毁其船只，围歼上岸之敌。”

韩先楚一开始的计划，是不主张让敌人上岸，想要在海上解决战斗，但这一策略执行起来过于依赖海空两军，很难实现。于是他开始转变思路，专门研究海陆双管齐下的战法。具体部署即是海防让出口子，陆军围剿“蛙人”，海军适时出击，专打他的运输舰艇，让他连人带船一个都回去不了。

为此，韩先楚召集驻闽三军指战员，制定作战方案，强调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敌人动向。特别是雷达兵，必须苦练捕捉海上目标的能力，对海上漂浮的小船、竹筏子，甚至一块木板，一只海鸟，都要看得清清楚楚。韩先楚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扭转敌暗我明的局面，全面掌握战争主动权。

不仅如此，韩先楚还着手组建“海狼艇”部队，这种舰艇体积小，动作快，机动灵活，便于隐蔽，出击快捷，对付小股敌人非常有效。敌人有奇兵，我们也有奇兵，动作要比敌人更快。以快制快，方能百战百胜。

从1963年到1965年，蒋介石连续派遣突击队90余股，共1000余人执行偷袭任务，但都没有逃脱被歼灭的命运。至1966年前，因突击队精锐几乎全军覆没，蒋介石再也无力觊觎东南沿海。福州军区用最强硬的手段，彻底击碎了他反攻的最后一梦。

这段看似“鸡犬不宁”的岁月，是福州军区乃至中国海防史上一次痛苦而宝贵的“交学费”过程。它迫使我军从习惯于大兵团、正规化作战的思维定式中跳出，开始严肃面对低烈度、高隐蔽性的特种作战和心理战。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反制，从单一军种应对到海陆空联合防御，这次蜕变所积累的经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此后数十年的海防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