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夺朱非正色，胡乃亦称王” 。只因几句诗，清朝失意举子徐述夔死了15年后，被乾隆下旨灭门。与徐述夔诗案相关有200余人被流放或贬为奴隶。

而此案的起因是，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因与同乡蔡嘉树有土地纠纷，被对方利用乾隆朝查办禁书的严令，向东台县举报徐家私藏徐述夔“反诗”。徐食田得知后抢先自首，将徐述夔《一柱楼诗》等书籍上交县衙。或许鉴于所谓“反诗”不过为此，东台县并未严惩徐家。然而，蔡嘉树却转而直接向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你没看错，就是大名鼎鼎的“刘罗锅”）举报徐家私藏“反诗”。刘墉未按常规程序交由地方处理，而是主动介入案件审查。随后，刘墉将徐述夔诗集《一柱楼诗》定性为“悖逆”，并联合两江总督萨载将案件上报乾隆帝。此举使地方纠纷上升为中央钦定“大逆案”。

与此同时，刘墉在审查中刻意放大诗句的政治隐喻。例如将“明朝期振翮”解读为“期待明朝复兴”，将“毁我衣冠”关联满清剃发政策，为乾隆定罪提供“依据”。为展现“忠诚”，刘墉主张“从严惩处”，建议对已故徐述夔、徐怀祖剖棺戮尸，并力主处决徐食田兄弟及涉案官员。其意见成为乾隆最终判决的重要参考。而因此案，刘墉获乾隆嘉奖，晋升户部侍郎，实现地方到中央的跃迁。

然而，此案的影响远不止杀几个人那么简单。此案宣判后，江南士族开始大规模销毁家藏文献，文人们主动焚毁涉及“明”“清”等敏感字眼的诗文手稿，甚至删除家族藏书中的批注与题跋，这直接导致大量珍贵典籍失传。而学者们也被迫放弃经世致用研究，转向训诂考据等“安全”领域，中国的思想创新因此停滞长达百年。在民间，则形成了“文字恐惧症”的同时，大家争相效仿蔡嘉树通过举报诗文获取利益。仅此案宣判后两年间，江苏地区因诗文举报引发的诉讼激增300%，基层社会信任体系崩塌。

由文字狱带来的自我审查，还使得清代文化呈现“表面繁荣，内核空洞”特征，这种思想禁锢模式成为专制政权控制言论的典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