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理一些复杂敏感案件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什么？

是别人怎么想的，然后我们顺着他们的意图办来，还是真的跟从事实，也就是是非。

所谓是非，也就是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但是，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取决于证据，也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证据。

也就是说同样的证据和证据体系可以做出多重解读。

这就像控辩双方通过审查同样的证据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这里边有立场问题，也有认识角度问题，还有认识能力问题。

同样的证据，既可以让往构上论，也可以往不构上论，既可往重上论，也可以往轻上论。

因为证据体系之中往往是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交织，罪重证据和罪轻证据交织的。

那么，这是不是完全陷入一种不可知论，完全无法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了？

其实也不是。

只要我们坚持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结合常识常情常理往往是可以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的。

这里边关键在于，我们的立场可能不一样，出发点可能不一样。

如果追寻自己的内心往往不难得出结论，有些结论甚至就是明摆着呢。

但是如果我们多想一步可能就出现问题了，比如我们会想如果上级会怎么想？

如果我万一和他不一样可就不好了，可能会给我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我一定要想到他的口风和立场，要揣摩对方的心思。

这个时候我们的立场就会发生偏移。

我们明明通过审查证据有一个自己的内心结论了，但是我们不敢拿出来。

我们害怕拿出来，与以往的惯例不一样，尤其是害怕与上级不一样，从而遭受批评。

当我们在揣度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结论就会发生动摇。

我们要根据对方的可能立场来调整自己的结论。

怎么了解到对方的立场？

可能通过探听口风的方式，让对方给自己一些暗示。

也可能是从其他渠道了解对方的一贯立场，也许自己对这件事就比较了解。

比如一般都要起诉，提正当防卫的都是书生办案，不了解司法实践，过于理想，脱离现实。

这个时候，明明我们绝对应该是正当防卫的，我也不敢说，我也只能就低认定为防卫过当。

因为所谓紧迫性，实行行为终了等等问题，其实怎么说似乎都行。

一般也不会有人让我解答这些合理性的解释。

只要知道了这个预设的立场，我看什么都是防卫过当了。

就像《第二十条》里表现的，死亡结果产生了，伤口的数量也非常多，死者手里没有凶器，强奸行为已经终了等等。

而且上级都说了起诉，我还能说不起诉么？

上级说了起诉，我就得往构上论，据此写出审查报告论证起诉的合理性。

即使我内心深处认为不应该起诉，也不会去挣扎。

在这种情况下，那是非还重要么？

如果非要坚持一个是非，那么我自己就会与上级公然的产生对立。

那我不是太较劲了，公然不给面子么？

这种不利后果我能否承受？

韩明说我就是想平平安安过日子，较劲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其实他的上级也是这样想的，也是不想太较劲，较劲的后果很不好，很有压力，他们也同样承受不起。

这是一种传导性的压力。

这里边唯独忽视了是非到底是什么？

是非变得可有可无了，变得没有那么的重要了。

好像不应该太纠结于真相，应该尽快处理。

但是如果我们不弄清真相，那么我们处理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根据现有的证据和结果，来个就低认定，在量刑上找找平。

但是如果是非不能搞清楚，那么怎么处理其实都是错的啊。

如果案件不审查清楚，那么办越快其实就是错得就越快。

我们能不能快到可以忽略事实和真相？

我们不应该。

所有的办案效果其实都是建立在真相和是非基础之上的。

宁可慢一点，但一定要搞准了。

勉强的得出折衷性的结论，即使当事人不上诉，也同样是错的。

也就是说即使给王永强判得一个轻一点的刑罚，即使他不上诉，这个案子也不对。

这个是非仍然是颠倒的。

这就像让韩雨辰来道歉，看起来处理得不重，但也同样是颠倒黑白一样。

虽然道歉算不上什么惩罚，也不会给高中生的档案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甚至都不用进行赔偿。

但是韩雨辰就是不愿意道歉，宁可回到小县城读书也不愿意道歉，为什么？

因为这是是非问题。

刘文经的父亲让郝秀萍签东西，证明发生关系是自愿的，为此可以让高利贷一笔勾销，还能帮助其丈夫减刑。

她犹豫了，但她最重没有签，即使她知道对方掌握了自己的女儿，当时女儿生死未卜，但是她还是没有签。

因为这是是非，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这种是非颠倒，相当于在身体上被强奸之后，精神又被强奸一次。

她是无非接受的，而且她知道那样她就把丈夫给害了，因为能够挽救她丈夫的是非就会给颠倒。

一个被混淆了的是非，怎么可能带来公正？

这是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

但是我们很多司法者似乎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在很多案件的处理上，没有从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出发点出发，而是从其他人怎么考虑这个出发点出发。

那么，显然这个出发点就错了，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因为揣摩的立场并不是是非，不是案件本身。

那个被揣摩的立场，也并不是从案件本身出发，也无法带来公正。

这些脱离案件本身的立场都是摇摆飘摇的，是没有根基的。

只有植根于案件是非本身的立场才是有定数的，才是可以依靠的。

只有分清是非曲直，公正才会变得有希望，才可能满足公众的期待。

因此，对于案件来说没有什么是比是非更加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