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1941年）4月，毛泽东对李克农（1899年9月15日——1962年2月9日）的女儿李冰说：“你的父亲是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建国后毛泽东评价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李克农于1955年荣获毛泽东亲自颁发的“上将军衔”以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并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及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更享有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特权。
李克农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悼仪式，罗瑞卿大将发表了悼词。他的骨灰被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号院正中大殿的显要位置。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元帅逝世后，三人的骨灰相互陪伴，这一安排充分体现了李克农在党和国家心中的崇高地位。
当美国中央情报局得知李克农去世的消息时，他们欣喜若狂，宣布休假三天。这位难以战胜的对手终于离他们而去了。
未曾领兵作战的李克农，为何能在军政两界身居要职？为何让国内外间谍组织视其为噩梦与恶魔？
李克农于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吉和街马家巷1号，其父李哲卿在芜湖海关雍家镇关卡工作。
李克农
民国三年（1914年），李克农在芜湖的教会学校——圣雅阁中学学习，与未来的妻子赵瑛为同窗。毕业后，两人喜结连理，在北京的《通俗周刊》从事发行工作。
民国七年（1918年）9月，李克农夫妇加入进步组织——安社。民国八年（1919年）6月，李克农被任命为省府安庆的《国民日报》副刊编辑，从此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
民国十四年（1925年）5月，李克农创办民生中学，并担任事务主任。在“五・卅”惨案后，他负责安徽省“外交后援会”的宣传工作。民国十五年（1926年）年底，经钱杏村介绍，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十六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李克农主持民生中学校务，该学校也成为中共安徽省临委的秘密活动基地。民国十七年（1928年），学校暴露，李克农被通缉，逃往上海。
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季，李克农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命为《老百姓报》的经理，与潘汉年共同工作。
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李克农经好友胡底介绍，结识了钱壮飞，从此三人成为特工界赫赫有名的“龙潭三杰”。从此，李克农投身于“地下特工”工作，协助周恩来管理共产党地下组织，被誉为中国的“特工之王”。
钱壮秋
钱壮飞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期间，曾将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机关）的消息透露给两位同志。钱壮飞认为李克农性格稳重、思维细致，是从事特务工作的理想人选，便推荐他申请这一职位，以便在“孙悟空肚子里”为党作出更大贡献。
不久后，陈赓找到了李克农，告知中央已批准他们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请求，周恩来还特别指示要将敌人的特务组织为我所用。
随后，李克农开始刻苦学习化妆、破译、通讯等特工技能，20天后，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并在国民党“特务”大本营开始了自己的特务生涯。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徐恩曾认为李克农有能力担任重任，便将他提拔为特务股股长。此外，徐恩曾还多次向陈立夫（立法院副院长）等人炫耀自己手下有三员大将：机要秘书钱壮飞、天津通讯社社长胡底、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股长李克农。然而，这三员大将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员的杰出代表。徐恩曾对此浑然不觉，他所提供的绝密情报复制品，一份被送到蒋介石、陈立夫等人手中，另一份则出现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李克农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赢得了徐恩曾的充分信任。许多关于共产党的虚假情报，徐恩曾都毫不犹豫地签发上报。
李克农
李克农在情报领域的卓越才能不仅限于收集信息，他还与钱壮飞等人共同策划了针对对共产党构成严重威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暗杀行动，同时负责保护与护送众多中央高层在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安全通行。
例如，刘伯承等领导人就曾乘坐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专用车辆，普通巡警不敢轻易检查。即便有人不慎闯入，李克农只需出示一张CC证件，对方便会立刻敬礼并称呼其为长官。
民国二十年（1931年）4月25日的夜晚，李克农在秘密的休息点处理事务时，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急匆匆地找到他，一开口就令李克农震惊：“中央特科行动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已经叛变投降敌人！他即将前往南京会见蒋介石，并表示愿意亲自率队抓捕中央机关在上海的领导人。”
钱壮飞在徐恩曾的办公室里发现了这一消息，他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一紧急情报传递给了李克农，并在一整夜中保守秘密，直到次日清晨才若无其事地将密电交给徐恩曾，然后不慌不忙地离开了敌营。
得知这一消息的李克农心急如焚，因为顾顺章作为中央特科的高级成员，掌握了大量党的机密，包括李克农和钱壮飞等人的真实身份。
李克农
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岌岌可危，时间紧迫，每一秒都至关重要。由于当天是星期六，并非与陈赓会面的日子，李克农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绪急转，急于思考如何尽快将这一紧急消息传达出去。
李克农突发奇想，考虑到江苏省委有途径直接与陈赓取得联系。他立刻出门，寻访江苏省委，并借助他们的关系找到了陈赓，随后一同向周恩来汇报情况。
周恩来迅速召集中央相关领导，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更换所有接头方式，切断与顾顺章有关的联络渠道。仅用一天两夜的时间，便成功地将中共在上海的机关全部撤离。
27日，徐恩曾才得知南京方面传来的计划，意图一举消灭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组织。他立刻召集众多特务，与陈立夫一同火速赶往上海，准备收网。然而，他们已经迟了一步。当他们抵达中共中央的秘密办公地点时，人已不见，唯有刚刚烧毁的文件仍在冒烟。所有在抓捕名单上的领导人，包括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等，都已消失无踪。
陈立夫愤怒不已，叛徒顾顺章也惊愕地站在那里，如同木偶。蒋介石在南京府邸悠闲地等待好消息，却迎来了空欢喜一场，气得他摔碎了茶杯，愤怒地骂道：“娘希匹！”
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如果没有钱壮飞、李克农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
通知对象均已收到通知，应转移的人员也已妥善转移，此刻正是与国民党告别之际。遵循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位同志均从“狼窝”撤出，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鉴于李克农同志在情报工作中的丰富经验和处理事务时的冷静沉着，他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长征抵达陕北后，李克农同志担任中央联络局局长，全面协助周恩来同志负责政治保卫、情报搜集和对外联络工作。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李克农同志对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展开工作，运用强大的攻心和感召力，使得被俘的东北军将领们感动至泪流满面，其中张学良的爱将、被誉为“尖子团”团长的张学良部下高福源，更是被感化，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
此后，高福源还主动请缨，愿意去联络东北军高层，为双方消除矛盾、共同抗日做桥梁。李克农同志认为这是与张学良合作的好机会，便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认为此方案可行，拍了拍李克农同志的肩膀说：“克农啊，这出戏就交给你了！”
于是，李克农同志与渴望摆脱战败耻辱名声的张学良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使得张学良对李克农同志的人品和能力有了深刻的认识，双方达成了五项口头协议：1、两方共同抗日、互不侵犯；2、红军恢复甘泉、延安的公路运输；3、东北军粮草可向苏区购买；4、红军同意被包围的东北军两个营换防；5、恢复通商，红军可向白区办货。
张学良
除此之外，被李克农同志折服的张学良还提出希望与毛泽东或周恩来同志会谈。随后，周恩来同志亲自飞往张学良处，进行了更高层次的会谈。
在那次会晤之后，双方确立了携手共同抵抗日本的共识，中央的策略从“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迫蒋抗日”。同样在那次会晤之后，张学良于1936年12月12日采取军事行动，扣留了蒋介石，迫使他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4月，宋庆龄派遣中共特工“王牧师”（董健吾）护送美国记者斯诺乘坐张学良的专机抵达陕北。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李克农负责接待工作。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李克农对斯诺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服务，陪同他遍访了解放军各部，使斯诺对共产党、红军、苏区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斯诺回国后，夜以继日地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让全世界了解到共产党和苏区的真实面貌，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吸引更多进步青年前往延安，这是中共中央在宣传战线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在纪念黄帝的活动中，代表中共中央的张国焘竟然擅自逃往西安，并乘坐火车抵达汉口。张国焘是中共“一大”的12位代表之一，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掌握许多机密，若其叛逃，后果不堪设想。
张国焘在权力争夺失败后，萌生了退党的念头，加之王明准备进行肃反以及惧怕日本，他打算逃离苏区寻找新的生活出路，而这条路就是投靠蒋介石。
张特立
周恩来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派遣李克农前往汉口将其“接回”党的工作。狡猾的张国焘虽然多次试图逃脱李克农的“保护”，最终还是被其劝导并带至八路军在武汉的驻地。周恩来多次与张国焘谈话，但未能改变他叛逃的决心。后来，在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帮助下，张国焘成功逃走，成为戴笠的一条走狗。
由于周恩来和李克农的严密防守，张国焘在叛逃前未能带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戴笠也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最终成为无用的废物。1979年，张国焘在加拿大穷困潦倒，病逝。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蒋介石又准备发起内战，他“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在高参的建议下，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讨国共合作的事宜。他们认为，中共党内只有周恩来擅长对外联络、谈判，毛泽东日常都是和中共中央在一起，不敢到重庆来谈判，因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公开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
经过对国民党处监听到的相关消息进行缜密分析，李克农认为：蒋介石并不是想趁机杀害毛泽东，而是想利用毛泽东不敢来重庆谈判，把发动内战的帽子扣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头上。
李克农这个判断如果错了，后果将无比严重。可毛泽东认可李克农的分析，为了民族的事业，不惜只身犯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乘坐美国专机，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同机飞往重庆。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飞机在国军控制区突然“失事”。
蒋瑞元、毛泽东
10月11日，毛泽东在重庆商谈1个多月后，安全返回延安，李克农心里的千钧重担终于落了下来，在这场国共会谈中，毛泽东评价李克农：情报精细、准确、及时，在这场谈判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之际，正在苏联接受治疗的李克农接到命令，回国报到。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并指示道：“我选中了你，派你去指挥开城。”
鉴于志愿军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战斗与谈判中不断交涉，李克农在情报与谈判方面，除周恩来外，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李克农未曾料到，这一去便是两年多。在这段日子里，双方共进行了58次大会、733次小会。李克农隐于幕后，犹如一位技艺高超的“猎手”，时刻在暗处监视着联合国军这条“猎物”。美国谈判代表也常常感叹，谈判桌上似乎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操控着整个谈判进程。他们的直觉很准，那双无形的大手正是李克农。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达成了停战协议。
富弼曾说：“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在党内历史上，有一个人始终将李克农视为敌人，他就是康生。康生是党内高层之一，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当年在上海时，李克农曾救助过他，堪称他的救命恩人。
康生素以冷酷无情著称。在他担任苏区社会部部长期间，李克农担任副部长。康生效仿苏联模式，在党内推行整风和肃反，在“抢救运动”中错怪了许多同志，这让李克农深感苦恼，遂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毛泽东随后认为康生在肃反过程中“棍棒政策”和“抓辫子”的做法过于激进，扩大了范围，因此不再让康生负责此事务，转而让李克农负责“甄选”工作。
李克农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李克农经过细致甄别，仅发现三人确为国民党特务，其余数千名被“抢救”的所谓“失足者”均得到了平反。康生因此事件受到重创，从中央政治局委员降为中央候补委员，并被派往偏远乡村从事土地改革工作。康生对此心怀不满，认为李克农此举是在公开羞辱他，愤然表示：“等着瞧吧，李克农，这笔账我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将来我若得势，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到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康生被任命为华东局副书记兼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山东省省长，需要一名秘书。当时负责为领导选配秘书的是李克农，他经过严格筛选，最终挑选了办事严谨的沙韬担任康生的秘书。
1950年，山东地区举行首届人大代表选举，康生未能获得全部选票，因而情绪激动。他心胸狭窄，怀疑身边存在内奸，经过一番调查，他认定沙韬是内奸，并将其调离社会部。
李克农察觉到沙韬的不公，便将他安排至人民大学深造。这一举动激怒了康生，他怒气冲冲地前往北京，要求李克农将沙韬监管起来。李克农为了保护沙韬，向刘少奇主席汇报了情况。刘少奇深知康生的狭隘心态，对李克农说：“康生心态不正常，你不必理他。”这更加深了康生对李克农的仇恨。
1957年，李克农酒后不慎摔跤，不幸患上脑溢血。康生欣喜若狂，故意散播谣言，声称李克农经常派特务监视他人，这是报应。此外，他还四处散播流言蜚语，试图伤害李克农。
李克农
1961年1月，李克农的妻子赵瑛突然离世，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和悲痛。康生趁机利用自己的猜疑，通过各种手段诋毁李克农。李克农遭受了极大的身心打击，病情迅速恶化。仅仅一年之后，他也在64岁那年与世长辞。
李克农离世后，党和国家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仪式，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罗瑞卿大将发表悼词，他的骨灰被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号院正中大殿的显眼位置，历史对李克农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去世。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悼词，并将他的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李克农等人的在天之灵，若看到康生最终的下场，也应感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