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年四月，后金汗王努尔哈赤亲率两万大军兵临抚顺城下。他没有立即发动进攻，而是向城内射去一封劝降书。

“若降，则勿走，若走，则自受其祸。” 信中努尔哈赤承诺，若李永芳投降，将保其军民安全，并予以重用。

时年四十余岁的明朝抚顺游击将军李永芳面临着艰难抉择：坚守待援，还是开城投降？

抚顺位于今天辽宁省抚顺市，是明朝在辽东地区的重要边防要塞。这座城市不仅是军事要地，更是明朝与女真各部进行贸易的重要马市。

李永芳自万历年间开始驻守辽东，历任备御、游击等职。抚顺之战前，明朝在辽东的防御体系已是外强中干。

军饷拖欠严重，士兵逃亡频繁，各级军官腐败成风。李永芳及其部下已有多月未领到足额军饷。此时，努尔哈赤亲自率领的后金军已兵临城下。

劝降书中，努尔哈赤承诺：“汝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耶？若降，则吾亦不使汝境土受害。” 这一承诺直接击中了明军军心不稳的软肋。

经过一夜的思考权衡，李永芳最终选择打开城门，向后金投降。他成为明朝第一位主动投降后金的将领，被授予三等副将，统领降军。

李永芳投降的消息很快传遍辽东。明朝军心受到严重动摇，将领间的信任危机开始蔓延。

投降后的李永芳积极为后金效力。次年，在决定性的萨尔浒之战中，据说他向努尔哈赤献策：“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这一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被采纳，使后金以少胜多，大败明军。

萨尔浒战后，越来越多的明军将领开始效仿李永芳。后金军队每攻一城，往往先以高官厚禄诱降，再由李永芳等降将出面劝降。

1621年，后金攻占辽阳、沈阳，又有大批明军将领投降。其中不少人是通过李永芳的牵线搭桥，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投降者越多，后续投降的心理障碍越小。

李永芳的投降虽是个人选择，但反映出的却是明朝辽东防御体系的系统性崩溃。

明初建立的卫所制度到万历年间已名存实亡。士兵身份世袭，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朝廷拖欠军饷严重，士兵生活困苦，逃亡现象普遍。

辽东军镇长期面临后金压力，但朝廷内部党争不断，对前线支持有限。当努尔哈赤崛起时，明朝未能及时调整战略，反而采取分兵把守的被动防御策略。

在抚顺之战前，辽东明军已有数月未领到足额军饷。李永芳在考虑是否投降时，不仅权衡个人安危，也需考虑部下生计。这一困境是明末许多边将面临的共同难题。

李永芳开了一个头，但明王朝真正的危机源于内部。崇祯年间，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崇祯四年（1631年）发生的“吴桥兵变”，直接造就了后金最需要的一支力量。孔有德、耿仲明等人率军携带大量西洋火器和技术渡海降金，极大增强了后金的攻坚能力。

这支由明朝叛军组成的部队，后来成为清初汉军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火器技术，帮助后金在攻城战中取得重大突破。

李永芳的投降打破了明朝边将的忠诚底线，而吴桥兵变则直接改变了明清军事力量的技术平衡。这两件事共同构成明朝灭亡的重要推手。

1618年抚顺城门开启时，李永芳或许只想着保命求荣。他的选择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成为明朝灭亡的多米诺骨牌中倒下的第一张。

那些未被拖欠的军饷、未被克扣的粮草，本可以筑成比任何城墙都坚固的忠诚防线。 然而当朝廷连最基本的承诺都无法兑现时，武将们的忠义便成了风中残烛，一吹即灭。

当李永芳的子孙在清朝享受荣华富贵时，大明王朝的根基已在内部蛀蚀和外部冲击下彻底崩塌。他的选择，不过是历史潮流中一朵显眼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