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姗姗来迟的撤诉决定背后，是一场持续三年的地缘政治豪赌，而筹码早已输光。

12月1日，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悄悄撤销了其为立陶宛提起的对华诉讼。这场始于2021年、声称中国对立陶宛进行“经济胁迫”的案件，以欧盟的主动放弃告终。

最感到困惑与寒心的，莫过于立陶宛自己。三年前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所谓“代表处”，触碰了中国最核心的红线。

2021年底，立陶宛政府作出了一个改变其国运的决策——允许台湾当局在其首都维尔纽斯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这一行为公然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踩中了中国的政治红线。

中国反应迅速而坚决：将两国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暂停多项双边合作，两国间原本顺畅的贸易渠道迅速收缩。立陶宛的对华出口遭遇断崖式下跌，2022年自华进口额暴跌超过80%，几近归零。

企业订单被取消、货物积压港口、资金链紧张，立陶宛经济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

面对困局，立陶宛将希望寄托于欧盟。欧盟随即高调宣布将在WTO对中国提起诉讼，指控中国实施“经济胁迫”，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立陶宛则将自己包装成“捍卫价值观的前哨”，希望通过这场诉讼重新打开中国市场，同时赢得国际声望。

三年后的今天，欧盟选择撤诉，给出的官方解释是“争端核心目标已经实现，贸易正在恢复，继续诉讼已无意义”。

但这个解释难以自圆其说。以激光设备和乳制品为代表的立陶宛对华出口并未恢复原有渠道。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立陶宛对华贸易额仅比谷底略有回升，远未达到事发前水平。

欧盟撤诉的真实原因更加现实：这场官司根本打不赢，而继续打下去只会消耗自身信誉。

欧盟曾声称握有“确凿证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证据始终未能拿出。更关键的是，德、法等欧盟核心成员国在华拥有深厚的供应链和市场利益，不可能为了一个波罗的海小国去冒险试探全球最大的制造和消费市场。

欧盟多年来试图说服在中国有业务的跨国汽车、电子企业站出来“作证”，结果要么遭遇沉默，要么直接被拒绝。商业世界的逻辑很简单：立陶宛的GDP不到600亿美元，而中国是万亿美元级别的市场。

这场撤诉最大的输家无疑是立陶宛。

外交上，两国关系仍停留在代办级，沟通渠道狭窄，互信严重受损。经济上，立陶宛试图转向欧盟市场寻求替代，但其产品竞争力有限，指望的订单并非稳定可靠。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欧盟曾承诺提供1.4亿欧元援助，最终仅到位400万欧元，且只有两家公司受惠。这种落差让立陶宛企业感到彻骨寒意。

最核心的症结仍未解决：立陶宛至今未撤回或更改所谓的“台湾代表处”名称，陷入了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既得不到欧盟的持续强力支持，也无法获得中国的谅解。

立陶宛用了三年时间，以巨大的经济代价，换来一个残酷的教训：触碰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必将付出代价，指望外部力量完全兜底不过是一厢情愿。

欧盟的撤诉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应，暴露出西方联盟在利益冲突时的脆弱性。联盟口号可以统一，但落实到具体行动时，每个成员国都会拨动自己的算盘。

政治的声音很响，经济的账单很厚。当政治姿态遭遇经济现实时，往往是后者占据上风。

中国的立场始终明确且可预测：不主动挑衅，但红线不容触碰。欧盟的撤诉并非中国的退让，而是对国际规则和现实力量的清醒认知。立陶宛的困境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其战略误判及未能及时纠正错误。

这一案例给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际关系课：国际政治不是道德戏剧，而是利益、规则与实力的现实博弈。

立陶宛将赌注押在“符号性胜利”上，却忽视了自身经济结构和全球产业链的刚性约束。声音虽大，根基却薄。

从WTO的角度看，撤诉使这场法律攻防暂时画上句号，但问题远未解决。立陶宛对华产业复苏仍然困难重重，中欧经贸谈判仍将继续，但各国在权衡政治行动对供应链的影响时将更加谨慎。

立陶宛面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回到谈判桌前，务实缓和关系，优先重建经贸桥梁；要么继续强硬对抗，承受更长期的经济压力。无论选择哪条路，阵痛都不可避免。

地缘政治的账，最终仍需由经济来结算。

欧盟内部的分歧也因此更加公开化：单个成员国的单边行动绑架共同外交政策的风险极大。真正的“同进退”需要建立在共同的利益计算之上，账算不清，策略就会动摇。

而中国将继续坚持“稳”字当头：不主动挑事，但触碰红线必遭反制，用规则和事实维护自身的主权与发展权益。

国际政治的最终选择，终究要回到经济账本上来。能把经济账算明白的国家，才不容易成为别人棋局中的牺牲品。

立陶宛的三年煎熬证明了一点：联盟可以一起喊口号，但不会一起买单。当口号触及核心利益时，买单的往往是那个最高调的声音，而账单的数额，远超最初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