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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弟弟去看病的路上,母亲担心弟弟着凉,竟扒下我唯一的裤子给他穿

八岁那年,我光着腿走完了五公里的回家路。手里提着的塑料袋是我唯一的遮羞布。二十年后,母亲在病榻上向我忏悔。这句道歉,我等

八岁那年,我光着腿走完了五公里的回家路。

手里提着的塑料袋是我唯一的遮羞布。

二十年后,母亲在病榻上向我忏悔。

这句道歉,我等了二十年。

但是我不会选择原谅。

1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男孩生来就比女孩金贵,我家也不例外。

8岁那年的秋天,弟弟发高烧。

母亲抱着他急匆匆地去镇上的卫生所输液。

我拿着弟弟的鞋跟在后面小跑。

从卫生所出来时,已是傍晚。

母亲把弟弟裹得更紧些:“可不敢再着凉了。”

转头看向我:“娟子,可得把弟弟的药拿好了,回家吧!”

我家住在镇子最西头,从卫生所到家,大概五六公里。

走到一半时,弟弟突然扭动起来,带着哭腔说“妈,我没憋住,尿裤子了。”

母亲蹲下来,手忙脚乱地解开他的裤子。

一阵凉风吹过吹过,弟弟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这可咋办,再着凉发烧就麻烦了……”母亲自言自语,焦急地看向四周。

然后,她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娟子,把你的裤子脱给弟弟”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

“快点!”母亲的声音急促起来,“弟弟不能再着凉了!”

“可……可是我……”

“你穿得厚,走快点就到家了。弟弟还病着,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

说罢就动手开始脱我的裤子。

那个年代,在我们那里,小孩子大多是不穿内裤的。所以,我的红色条绒裤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母亲此刻的注意力都在弟弟身上,我的窘迫她看不到。

她利落地把我的裤子扒下来给弟弟穿上。

我就这样光着下半身站在那里,满满的羞耻感,却无力反抗。

走了几步,母亲回头看我还在原地,不耐烦的说:“愣着干啥?快走啊!天快黑了,弟弟还生着病呢。”

我艰难的挪动着双腿,手里的塑料袋是我唯一的遮羞布。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把塑料袋挡在身前。

我在内心祈祷,不要遇见人,可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

第一个是骑自行车的老汉。他从后面来,铃声叮当响。我慌忙把塑料袋转到后面,低头盯着自己的脚。自行车从身边驶过,我听见老汉“咦”了一声,但没有停留。

第二个是一对扛着农具的夫妇。他们迎面走来,有说有笑。我赶紧转到前面,脸烧得发烫。他们走近时,谈话声停了。经过我身边时,我听见女人压低声音说:“这谁家闺女,咋这样……”

就在这天我学会了人生中第一个关于羞耻的技巧:听到前面有脚步声,就把塑料袋转到前面;感觉到后面有人,就转到后面。如果前后都有人——我就侧过身,让塑料袋挡在侧面。

而整个过程中,母亲像是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一样,抱着弟弟走在前面。偶尔回头,也只是催促我走快一点。

她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弟弟身上,摸摸他的额头,问他冷不冷,给他讲回家后可以吃煮鸡蛋。

那一刻,小小的我突然明白了:在母亲的世界里,弟弟是真实存在的人,而我,更像是一个影子,一个需要时出现、不需要时消失的背景。

进入我们住的那条街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邻居们吃过晚饭,三三两两站在门口聊天。

“秀英,孩子咋样了?”有人问母亲。

“输完液了,烧退了。”

“哟,这大晚上的,娟子咋……”

问话的是隔壁李婶。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话说到一半停住了。

母亲终于回头看了我一眼,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眼。

“快走!”她的声音突然严厉起来,然后加快脚步。

我一路小跑的跟着,终于到家了。

我的耻辱之路终于也走完了。

我迫不及待地找了一条裤子穿上,身体已经暖和了,但心里某个地方,却破了一个洞,风呼呼地往里灌。

我知道,有些东西从那天起就永远改变了。那条五六公里的土路,我穿着无形的耻辱走完了它,而这耻辱,将伴随我走完接下来的人生。

许多年后,当我成为母亲,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仍然会在某些瞬间突然回到那个傍晚,感受到那阵风,看见那个皱巴巴的塑料袋,听见母亲那句“把你的裤子脱给弟弟”。

它成为我身体里的一根刺,一块冰,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而这一切,在母亲眼里,不过是“弟弟病着,你是姐姐,要让着点”。

轻描淡写,理所当然。

就像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无数个女孩经历过的、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每一次退让。

2

伴随着无数个类似的屈辱,我终于梦寐以求的长大了。我有了逃离的资本和勇气。

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远嫁,丈夫的家距离我们镇一千五百公里。

婚车的喇叭声在村口响起时,我正对着镜子最后整理一次头发。母亲站在房门口,眼睛已经红了。

“这么远嫁过去,以后回家就难了。”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没有回头,只是仔细调整着头纱的位置。

见我如此,母亲略显尴尬地走近,递给我一个红色的额小布包:“路上小心,到了给家里打个电话。这是妈给你准备的,路上吃。”

我瞥了一眼,是几块家乡特产的芝麻糖。小时候,这种糖总是先给弟弟吃,剩下的才轮到我。有次我偷偷拿了一块,被母亲发现后挨了一顿打,她说我“不懂事,不知道让着弟弟”。

“不用了,车上什么都有。”我站起身往门外走。

母亲举着布包的手僵在半空,神情哀伤:“那、那带着吧,万一路上饿了...”

“我说了不用。”我回头不耐烦的看着她。

外面传来司仪催促的声音:“新娘子准备好了吗?吉时到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房间。褪色的墙纸上还留着童年时用铅笔涂鸦的痕迹,窄小的木床,掉了漆的梳妆台。八岁那年的记忆突然袭来,那个光着下半身从街上走回家的小女孩,那个用塑料袋遮羞却无人理会的小女孩。

“走吧。”我提起裙摆向门口走去。

母亲突然抓住我的手臂,眼泪终于落下来:“你就这么恨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