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驾崩于紫檀殿，时年八十岁。
根据《元史》记载，忽必烈晏驾前，曾急召知枢密院事伯颜、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中书省平章不忽木三人入宫，并受顾命遗诏。随后，这三人借忽必烈驾崩顾命，于当年四月主导了推选储君的忽里勒台大会。而在忽里勒台大会大会上，顾命大臣和太子妃阔阔真一起拥立真金的嫡三子铁穆耳（1265年10月15日——1307年2月10日）为帝，是为元成宗。
相比于元成宗之后血腥的皇帝争夺，忽必烈到铁穆耳之间的传位似乎相当平稳。既没有爆发血腥的宫廷争夺，事后也没有诸王反叛。而嫡兄弟甘麻剌也服输，愿称臣镇守北方，让元成宗的继位异常的顺利。
但如果仔细看《元史》关于伯颜、玉昔帖木儿和不忽木三人的列传就会发现，关于他们到底谁入宫顾命的记载，居然截然相反，甚至还有中书右丞相完泽一个人接受忽必烈遗诏的记载。
同一本史书，居然出现不一样的记载。要么就是史官漏记，要么就是所谓的顾命和遗诏都是子虚乌有的。但先皇驾崩和遗诏如此重要，史官必不敢漏记，结合忽必烈驾崩后，不是忽必烈皇后南必皇后称制理政，而是太子妃阔阔真主持国事这件事。很显然，元成宗铁穆耳的继位，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
自相矛盾的《元史》顾命记载玉昔帖木儿的列传记载：“三十年，成宗以皇孙抚军北边，玉昔帖木儿辅行，请授皇孙以储闱旧玺，诏从之。三十一年，世祖崩，皇孙南还。宗室诸王会于上都。”伯颜列传记载：“三十年冬十二月，驿召至自大同，世祖不豫。明年正月，世祖崩，伯颜总百官以听。”不忽木列传记载：“三十年，帝不豫，故事，非国人勋旧不得入卧内。不忽木以谨厚，日视医药，未尝去左右。帝大渐，与御史大夫月鲁那颜、太傅伯颜并受遗诏，留禁中。”完泽列传记载：“三十一年，世祖崩，完泽受遗诏，合宗戚大臣之议，启皇太后，迎成宗即位，诏谕中外。”
真金子嗣示意图
根据《玉昔帖木儿传》记载，当时他正和铁穆耳去漠北呆着，是没有回来接受顾命的，《伯颜传》里也没有记载玉昔帖木儿顾命之事。而在《不忽木传》里，是玉昔帖木儿、伯颜和不忽木同时受到顾命的。到了《完泽传》里，则表示仅有完泽一人受遗诏，没有其他人什么事。在《太师广平贞献王碑》中，也印证了玉昔帖木儿在北边的事情，广平贞献王也就是玉昔帖木儿：“三十年，今上皇帝以皇孙抚军北边，公为辅，行请授裕考所佩储闱旧玺，诏从之。鼎湖上仙，公奉銮驭而南，宗室诸王毕会上都。”
可见，玉昔帖木儿大概率是没有接受遗诏。
谁最有可能接受遗诏？既然记载完全不同，那么以当时的情况，谁最有可能是真的接受遗诏呢？玉昔帖木儿首先排除，毕竟他在漠北，不可能短时间内就赶回来接受遗诏，而且很多记载，都倾向于没有他。
那伯颜呢？作为平定南宋的统帅，虽然之前在漠北待着，但在至元三十年（1293年）末被召回大都，是有可能接受顾命的。
至于不忽木，说实话，在中书省平章政事中排名第五，他能受命，排名第一的赛典赤伯颜没有接受顾命，有些不太理解。
虽说《不忽木传》里，说不忽木谨厚，这才受到忽必烈的信任，留在身边随侍。但赛典赤伯颜也是忽必烈最信任的大臣之一，既然要留顾命，没道理撇开他。虽说赛典赤伯颜是回回人，但不忽木也不是蒙古人，而是康里人。另外下面的完泽是中书右丞相，在《不忽木传》里，却没有他接受遗诏的记载，要知道，完泽是独相，在官爵和地位上，都高于不忽木。但在《完泽传》里又说他一个人接受遗诏，这么一来，不忽木接受遗诏的疑点很大。而由此推断，完泽和伯颜接受遗诏的概率很大。
问题是，要真是他们接受遗诏，史官直接记载就好了，为何还如此矛盾呢？毕竟不忽木和完泽都在《元史》列传十七上，且一前一后，同一卷都记载矛盾，可想而知，到底有没有遗诏，都是个问题。甚至基于这个基础，搞不好忽必烈是猝崩的。毕竟历史记载，忽必烈好酒又暴饮暴食，加上身体肥胖，猝崩的概率很大。
这样也就能解释，为何忽必烈驾崩后，忽里勒台大会上，顾命大臣拿不出遗诏直接宣布，而是靠选才能确定新皇了。
为何不是南必皇后称制监国，而是太子妃阔阔真？按照蒙古旧俗，大汗驾崩后，由大皇后临时监国理政。但根据《史集》记载，忽必烈驾崩后，是由太子妃阔阔真主持国政。
按理说，有资格监国理政的只有南必皇后，毕竟她又没被忽必烈废黜，完全可以站出来主持大局。而根据史书记载，玉昔帖木儿曾经说过一句话：“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甘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三十年，帝不豫，故事，非国人勋旧不得入卧内。不忽木以谨厚，日视医药，未尝去左右。帝大渐，与御史大夫月鲁那颜、太傅伯颜并受遗诏，留禁中。丞相完泽至，不得入，伺月鲁那颜、伯颜出，问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国有大议而不预，何耶？’伯颜叹息曰：‘使丞相有不忽木识虑，何至使吾属如是之劳哉！’完泽不能对，入言于太后。太后召三人问之，月鲁那颜曰：‘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甘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其后发引、升祔、请谥南郊，皆不忽木领之。成宗即位，执政皆迎于上都之北。”很显然，一帮大臣不想南必皇后插手，而在后面诡异的传国玉玺事件中，似乎印证了这件事。
同样也是《元史》，记载了诡异的“传国玉玺”发现事件。根据记载，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初二御史中丞崔彧当值，然后御史台通事阔阔术却告诉了他一件事，说硕德的老婆因家贫，打算把家里仅剩的一块玉拿出来卖。“至元三十一年，国王速浑察之子拾得既没，其家有故玺，王将鬻之，命阔阔术以示中丞崔彧、御史杨桓，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盖秦玺也。彧请献之徽仁裕圣皇后，后以钞二千五百贯赐拾得家，金织文段二赐阔阔术。成宗即位，近臣以其事闻，授阔阔术汉中廉访佥事，仕至湖南廉访使。”“夏四月壬午，帝至上都，左右部诸王毕会。先是，御史中丞崔彧得玉玺于故臣之家，其文曰‘受命天于，既寿永昌’，上之徽仁裕圣皇后。至是手授于帝。甲午，既皇帝位，受诸王宗亲、文武百官朝于大安阁。”
看到这里，大家其实有很多疑点，就凭几个字，就武断认定是传国玉玺？事实上，疑点不止这一点。首先就是阔阔术，御史台通事阔阔术是负责翻译的，是通晓汉字的，并非什么都不懂。其次，硕德是成吉思汗四勋臣之一木华黎的玄孙，生前还是通政院同知，哪个朝代，开国元勋的才过四代，就落魄到典当为生？最离谱的是，玉玺是正月初二发现的，此时忽必烈还在世。按理说，发现传国玉玺理应交给忽必烈，崔彧胆子大到没边，居然私藏，然后在忽必烈驾崩后，才献给阔阔真。
太多的巧合，就是故意。
由于这几个月的历史史书并没有记载，南必皇后和阔阔真估计就监国问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南必皇后生了一个儿子铁蔑赤，但在忽必烈驾崩这段时间，不过十来岁。虽说太小，但察必皇后的四个儿子朵儿只、真金、忙哥剌、那木罕都已经薨逝。铁蔑赤虽小，也是忽必烈嫡子，未必不能凭借幼子守灶的传统继承大汗的位置。所以南必皇后趁着忽必烈驾崩，打算借大皇后临时监国理政的旧俗，扶持自己的儿子。可惜没有得到大臣们的支持，但南必皇后有忽必烈玉玺，要是借助玉玺伪造诏书怎么办？所以一帮大臣搞出了传国玉玺，毕竟传国玉玺的地位，可远超忽必烈的玉玺。这就可以解释得通，为何这帮大臣献给阔阔真，而不是献给忽必烈了，而且“恰好”就是忽必烈驾崩前后发现了传国玉玺。
最后由阔阔真主持政务，可想而知，这四个月内，这对儿媳必然是经历了一番斗争的。
和甘麻剌相比，铁穆耳其实不占优势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四月初二，铁穆耳和玉昔帖木儿先到上都，随后甘麻剌才到，这两人算是忽必烈嫡孙中唯二有资格争夺皇位的人。
铁穆耳
但相比于铁穆耳，甘麻剌明显有优势。毕竟甘麻剌是所有孙子中第一个被封为封金印兽纽一等王爵的人，还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长期镇守漠北，其庶子松山也受封一等亲王出镇云南，是要兵权有兵权，要爵位有爵位。而铁穆耳呢？则只是光头诸王而已。虽说有忽必烈赐予的皇太子宝，但赐予前后，又没有册封又没有昭告天下，属于尚方宝剑性质，不算认定他为继承人。
当然，甘麻剌虽说优势很大，但因长期在外，和朝臣的关系一般，和母亲阔阔真的关系就更一般了，而铁穆耳则相反。更要命的是，现在决定皇位的是临时主政的母亲和手拿顾命的朝臣决定的，结果可想而知。
事实上，阔阔真和朝臣其实就是要选铁穆耳的，尤其是玉昔帖木儿就是铁穆耳的鼎力支持者。但直接选，未免有失公允，为显示公平公正，阔阔真表示，只有精通成吉思汗必里克的人登位。
根据拉施特《史集》中的记载：“极为聪明能干的阔阔真哈敦，对他们说道：‘薛禅合罕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必里克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你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因为铁穆耳合罕极有口才，是一个讲述者，所以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而甘麻剌，由于他稍患口吃和没有完善地掌握词令，无力与他争辩。最后，全体一致宣称，铁穆耳合罕精通必里克，他比较漂亮地讲述了，他应取得皇冠和宝座。”
看起来公平公正，但谁不知道铁穆耳极善口才而甘麻剌一着急就有口吃的毛病，而且搞不好阔阔真提前让铁穆耳背诵过了。
忽必烈子嗣示意图
靠背诵必里克，甘麻剌自然不服，支持铁穆耳的玉昔帖木儿理直气壮地直接逼迫甘麻剌奉旨行事：“宫车远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弗言？”
玉昔帖木儿如此放言，似乎进一步验证了忽必烈驾崩前就是没有指定谁为继承人，不然玉昔帖木儿也不敢如此放肆。
亲妈支持弟弟，朝臣又支持弟弟，甘麻剌是有苦说不出，无奈表示：“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
甘麻剌低头，铁穆耳登位再无阻力。四月十六，铁穆耳在上都登基，是为元成宗，元朝步入元成宗时代。
虽说忽必烈驾崩到铁穆耳继位只有短短三个多月，但因为这段时期史料的缺失，误以为铁穆耳的继位很顺利。但百密一疏，史书里还是靠一些前后矛盾的记载，让后人得以窥见，也暗示了元成宗的上位，其实并非人们想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