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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拾月

图文|琉浔

1945年7月11日凌晨，北安日军监狱的避雷针上，挂着一个黑影。

这人双手刚松开铁架，脚就稳稳落在地面。

他借着月光看了眼手上的“土指南针”插在鞋帮上的钢笔帽，影子正指着北方。

这个人，就是于天放，前一天还被日军称为“抵三个师团”的要犯，此刻已踩着自己算出来的逃生路线，奔向自由。

1928年的北平火车站，一个戴狗皮帽子的东北青年，揣着高粱面饼子进了城。

他叫于天放，刚以黑龙江省第一的成绩，考上清华经济系。

谁都没料到，这个浑身乡土气的小伙子，很快成了清华园的名人。

微积分考试他交卷最快，答案却能用英、俄、日三种语言注解。

冬天体育馆泳池结了冰，他凿开窟窿就能游两千码。

同学送他外号“于算盘”，老师更直接：“这孩子有把数字变成枪炮的魔力。”

这种文武双全的学霸，放在哪代都得被人羡慕。

本来想靠读书谋个前程，没成想国家都快没了。

1931年9月19日，清华园的晨钟还没响，于天放就从沈阳同学的电报里看到“北大营炸了”。

他当场就把算盘扔在桌上，泡在图书馆里把游击战的书全借出来。

统计系的大坐标纸被他用来画南满铁路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着日军的驻防密度。

十月底，他和张甲洲、赵尚志化装成皮货商，把清华科学社做的无线电发报机藏在风箱里，潜回了黑龙江巴彦县。

1932年春节，巴彦抗日游击队成立，于天放任情报站长。

他没带过兵，却把课堂上的“最小二乘法”用在了打仗上。

他统计了30次战斗数据，算出日伪军平均17天来“讨伐”一次。

部队就按着这个“周期表”设伏，四次战斗下来，缴了三百多支枪。

龙泉镇那一仗最经典，他用清华测量队的经纬仪标定迫击炮，第一发就炸了伪军指挥部。

日伪报纸都懵了，惊呼“匪有大学士”。

很显然，知识这东西，到了生死关头真能当武器用。

抗联的日子苦到极致，没盐没粮没子弹，很多战士熬不下去。

于天放却把清华课堂搬进了兴安岭，硬生生用知识开出一条活路。

没有盐，他就用木灰过滤出碳酸钾，和动物脂肪混在一起熬成“肥皂”。

这东西既能洗衣服，伤口发炎了抹上还能消炎，战士们都叫它“于氏神皂”。

没有子弹更麻烦，他带着人拆日军的铁轨，用清华金工课学的高频回火法，自制出三千发“七九”步枪弹。

抗联缺枪少弹是出了名的，别人愁得掉头发，他倒好，把书本知识变成了真刀真枪。

最绝的是他的“太阳定位法”。

那时候没指南针，在深山里很容易迷路。

于天放教大家把钢笔帽插在木板上，影子最短的时候指的就是正南。

再结合晚上的北极星高度，五分钟就能算出所在纬度，误差还不到10分。

战士们常说：“跟着于政委，太阳就是指南针。”

1938年冬天，西征部队被大雪困在山里，断粮14天。

漫山遍野的雪，根本分不清哪条路能走。

于天放站出来，把自己当成“人体尺子”。

他身高1米78，用相似三角形原理量雪深，硬是找出一条雪层只有30厘米厚的“雪梁”。

四百多人跟着他，踩着这条生死路，翻过1200米的老爷岭，甩掉了后面七百多个日军骑兵。

换别人在这种绝境里，可能早慌了神，他却能靠数学救命，这就是学霸的硬核之处。

铁窗越狱记用影子算出自由路

1944年12月19日，汉奸出卖了于天放。

日军把他当成宝贝，用黑布蒙着眼，连夜押到北安省特高课监狱。

宪兵队长岛津在审讯簿上写：“此人握有小兴安岭全部兵要地志，可抵三个师团。”

牢房只有3米长，1.8米宽。

唯一的窗户3米高，只有碗口大，还焊着铁栏。

换别人可能就绝望了，于天放却在水泥墙上，用指甲刻了一道正南正北的线。

他要在这巴掌大的地方，建一个“牢房天文台”。

每天太阳第一次照进窗户，他就在墙上划一道影子。

夜里火车汽笛响，他就数声音传来的秒差，估算监狱到火车站的距离。

一个月后，他算出了三个关键信息：纬度47°5′，和北安完全对得上；火车23分钟一趟，说明附近是枢纽站；影子最长那天是冬至，太阳高度角19°30′，反过来验证了纬度没差。

他一下就明了，监狱外300米是乌裕尔河，河对岸7里地，就是快长起来的玉米地。

青纱帐一到，就是越狱的最佳时机。

1945年7月，玉米秆长得比人高了。

于天放把越狱时间定在11日。

他先以“画军用地形图”为借口，骗看守解开手铐。

接着故意骂天皇，被关进有坏壁炉的刑讯室，偷出一块带铆钉的铁板。

他还让同监的赵忠良装痢疾，连续五天喊着上厕所，磨得看守石丸军曹没了脾气，同意两人一起去。

零时30分，石丸刚打开牢门，于天放一铁板砸在他脑后，夺下钥匙打开三道铁栅，顺着避雷针滑了下去。

两人分头跑，约定在讷河会合。

日军气疯了，出动1.2万人拉网搜了50里，悬赏5万“满洲国币”抓他。

于天放却靠着“太阳—步测”法，白天躲玉米地，晚上跟着影子朝北走。

渴了喝沼气水泡的水，饿了啃青玉米。

第七天在克山县，伪屯长王景全认出他这人曾是抗联交通员，偷偷塞给他三张饼、一包大酱，指了条猎道。

8月16日黎明，他走到讷河老莱村，刚用井水擦脸，村外就响起爆竹声。

老乡告诉他，日本投降了！于天放后来说：“那一刻，我抬头看太阳，眼泪把太阳晃成了七个。”

如此看来，所有的坚持都值了，连命运都在帮他。

1949年10月1日，于天放以黑龙江省副主席的身份登上天安门。

毛主席拍着他的肩膀笑：“天放，天放，敌人抓不到；今天，我却抓到啰！大智大勇，人民英雄！”

后来他任哈尔滨师范学院院长，第一堂课叫“太阳与人生”。

没有讲义，只立了根2米的木条，让学生测纬度，误差超过15分就得重测。

有学生问他越狱怕不怕，他写下八个字：“怕，但信念比太阳更准。”

1967年于天放去世，人们在他抽屉里发现一张泛黄的坐标纸，上面是1932年的小兴安岭地图，旁边写着：“假如我倒下，太阳仍会每天越狱，从地平线那端升起。”

如今北安监狱旧址改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每到夏至正午，阳光穿过当年那碗口大的窗户，还会照在水泥墙上那道影子线上。

那是清华才子用指甲刻下的“太阳密码”，也是一个民族最硬的骨气知识可以救命，信念能比阳光更持久。

我们总说现在读书苦，可想想于天放，他把书本变成武器、变成指南针、变成逃生路。

这大概就是读书的意义：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在关键时刻，有能力保护自己，保护脚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