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本大佐为了取乐，举枪一连打死了八名中国士兵，随后，他又把枪口瞄准第

1939年，日本大佐为了取乐，举枪一连打死了八名中国士兵，随后，他又把枪口瞄准第九人，对副官说：“信不信，我能一枪把他打死？” 南昌会战的硝烟里，日军第106师团沿着赣江支流快速推进，中国军队且战且退，溃散的士兵成了追击者的目标。饭野贤十没跟着大部队行动，手里攥着三八式步枪，专挑落单的人下手——枪身还沾着早上的露水，金属部件在春日薄阳下泛着冷光。 他已经打死八个了，尸体散落在坡道和草丛里，像被风吹倒的稻草人。部下们站在旁边看，没人说话，也没人上前，好像这只是一场寻常的打猎。第八个倒下时，他慢悠悠地从腰间弹盒里取子弹，黄铜弹壳在指间转了半圈，才推进枪膛。 “你看那个，”他朝远处沟边缩着的人影抬下巴，对副官笑，“这一枪要是打偏，今天的清酒我请。”副官低头写着什么，笔在本子上顿了顿，没接话。沟边的士兵动了动，似乎想往废墟里钻，动作却慢得像灌了铅。 饭野贤十不知道，那士兵腰上缠着渗血的绷带，手里紧紧攥着一把中正式步枪——枪是从牺牲的战友那儿捡的，子弹只剩三发。他本来想等日军走远再撤，却听见了前面的枪声，一声接一声，像在点名。 为什么没人阻止？作为联队长，饭野贤十本该盯着地图上的进攻路线，而不是蹲在这儿打“活靶子”。可周围的日军士兵眼里闪着兴奋的光，有人甚至在小声打赌下一枪打在哪儿。这种时候，纪律好像成了一张废纸，残暴倒成了值得炫耀的本事。 他瞄准了，手指扣在扳机上。沟里的士兵突然抬起头，枪口也抬了起来——不是对着饭野贤十，而是朝着天空。饭野贤十愣了一下，随即嗤笑出声，觉得这是临死前的挣扎。 就在这时，两声枪响几乎同时炸开。饭野贤十胸前突然绽开两朵血花，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枪“哐当”掉在地上，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副官吓得跳起来，本子掉在地上，上面还没写完的字被风吹得模糊。 日军士兵乱作一团，朝着沟边冲过去。沟里的士兵已经没气了，腹上的绷带被血浸透，手里还死死抓着枪。有人翻出他胸口的胸牌，上面写着：国民革命军第32军第141师第721团，下士班长，强三娃。 后来，日军战报里说饭野贤十“在前线英勇作战，不幸阵亡”，追授了少将军衔和金鵄勋章。强三娃的尸体被随便埋在了附近的土里，连块墓碑都没有。直到1981年，日本学者外山操光在旧档案里翻到了副官当年没写完的记录，这个名字才重新被人记起。 南昌会战最后还是日军占了上风，可饭野贤十的死像一根刺，扎在很多日军心里——他们以为溃兵都是待宰的羔羊，却忘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强三娃到死都没说过一句话，可他那两枪，比任何口号都响亮。 现在再看这段历史，我们记住的不只是侵略者的残暴，还有那些在绝境里没放下枪的人。他们或许没留下名字，没得到勋章，但正是这些零散的反抗，像黑暗里的火星，终有一天会烧起燎原大火。 而饭野贤十的那枚金鵄勋章，后来被保存在日本的纪念馆里，玻璃柜擦得锃亮。只是不知道参观的人里，有多少知道，它背后藏着一个中国下士最后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