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肖成佳出生于1919年的江西农村，那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和地主压迫的时期。许多穷苦孩子像他一样，早早面对生存压力。1931年，他十二岁时加入红军队伍，当时红军在江西苏区发展壮大，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与。红军强调为穷人打天下，这点在基层宣传中反复出现。肖成佳先在红五军团服役，后转入红九军团宣传队，主要负责文化工作。宣传队在部队中发挥作用，通过演出鼓舞士气。话剧《花机关》是常见节目，肖成佳饰演三号角色，因此获得“三号花机关”的绰号。这个绰号在军团内流传，成为他的标识。黄火青作为九军团政治部主任，负责指导这些活动，还教战士们唱苏联歌曲，如《杜娘歌》，以增强革命信念。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面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广昌战役是关键一战，红军工事简陋，敌方火力优势明显，导致伤亡较大。肖成佳参与前沿宣传，目睹战场残酷。1934年，长征启动，红军转移战略根据地。1935年二月，红军二渡赤水，朱德到九军团布置任务。肖成佳被选派领队阻击敌援，这类小规模作战在长征中常见。九军团随后独立行动，脱离主力联系两个多月，却成功扩充力量，带回资金支持整体部队。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调整，肖成佳转入四方面军。西路军西进，目的是开辟新根据地，但遭遇国民党军队阻击。 古浪战役是西路军重大战斗，肖成佳在其中负伤。西路军整体损失惨重，许多战士被俘或分散。肖成佳与其他伤员一同逃亡，后被马家军俘获。为了生存，他隐瞒红军身份。1938年，他作为壮丁被遣返江西家乡。母亲用三十块大洋赎回他，这在当时农村是笔大数目。回家后，他从事农业劳动，四十多年无人知其过去。长征经历包括过雪山草地，但这些在民间流传时，往往强调集体艰辛。1979年，全国落实政策，村里统计退伍军人，肖成佳申报却因无档案被拒。 肖成佳决定上北京寻找老领导黄火青，后者已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早年参加革命，历任多个职务。肖成佳通过电视得知其信息，便北上求证。长安街事件发生后，肖成佳用绰号和歌曲唤起黄火青记忆。这类重逢在老战士中偶有发生，体现了身份认同的重要性。黄火青确认后，协助恢复肖成佳的红军身份和党籍。这过程涉及档案核实和组织程序。肖成佳返乡后，村人态度转变，认可其贡献。他常提及现在生活与当年追求的联系，指出和平来之不易。 红军历史在中国革命叙事中占有核心位置，肖成佳的故事体现了普通战士的坚持。长征不仅是军事行动，还涉及思想动员。宣传队如肖成佳所在的那种，在传播理念上起关键作用。苏联歌曲引入，反映了国际影响。西路军失败后，许多战士流散，重新融入社会面临挑战。 肖成佳于2006年逝世，享年87岁。他的经历被多家媒体报道，如光明网和网易，强调真实性。类似故事在老红军寻访中常见，反映了革命者的韧性。黄火青作为见证人，提供了关键佐证。红九军团在长征中的独立表现，历史上被肯定为贡献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