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不夸张的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 “不夸张地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 这是全球实践经验的真实总结。 2023年11月，加拿大一位华裔的文章《我妻之死》在网上炸了锅，里面的细节让人后背发凉。他37岁的妻子查出肺腺癌，家里三个孩子最小的才3岁，夫妻俩求生的念头比谁都强。可从初筛异常到确诊花了20天，好不容易用上靶向药，8天后又被告知药用错了。 更糟的是，有特效药但加拿大没批，医生压根没提这茬。妻子心理防线一崩，医生立马凑上来建议“临终关怀”，说白了就是医疗援助死亡。家属还在拼命争取呢，就因为患者一分钟的动摇，医生当场加大吗啡剂量，加速了死亡进程。 这事儿在加拿大完全合法，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背后藏着一笔冷血的经济账——《加拿大医学会杂志》早算过，实施医疗援助死亡每年能给加拿大医保系统省下好几千万加元，这笔账算下来比治病划算多了。 对富人来说，安乐死可能是重病后的“选择题”，实在治不动了才考虑；可对穷人而言，这往往会变成“必答题”。美国2013年到2022年的“绝望死亡率”数据更扎心，非裔的绝望死亡率十年涨了两倍，原住民的数字更是高得吓人，每十万人里就有近242人死于绝望。 这些人不是真的想放弃，而是看不起病、扛不住生活压力，当医疗系统发现救他们“不划算”时，几句“减轻痛苦”的话术，就能把求生的念头磨没。 加拿大这事儿不是个例，早在上世纪就放开安乐死的荷兰，也慢慢露出了不对劲的苗头。2002年荷兰立法允许安乐死时，说好了只针对“痛苦无法承受且无改善可能”的病患，可后来标准越放越宽，不光是绝症，连“失去尊严”“害怕窒息”都能成为理由。17岁的少女波索芬因为曾被性侵，就靠着这条规定申请了安乐死，要知道16到18岁的未成年人申请，家长连否决权都没有。 2017年荷兰有6585人选择安乐死，占总死亡数的4.4%，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是“主动选择”，多少是被环境推着走的，谁也说不清楚。 医疗资源这东西，从来都不是按“需要”分配，而是按“支付能力”排队。富人得了重病，能砸钱去私立医院请专家，能用海外特效药，就算治不好，也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权衡要不要安乐死。 可穷人呢？别说海外药了，连常规治疗都可能因为排队、费用问题卡壳。这时候医生要是说“继续治花钱遭罪，不如体面点”，你说他们能怎么选？更阴险的是，有些国家的医疗系统藏着隐性激励，救一个重症病人的成本，够支撑好几个普通病患的治疗，在预算压力下，引导穷人“自愿”安乐死，成了某些人眼里的“最优解”。 有人说这是“尊重生命自主权”，可自主权得建立在平等选择的基础上。当富人能靠钱买命，穷人只能靠“懂事”放弃生命，这哪是尊重，分明是不公。 荷兰当初立法人为审查够严，可架不住资本和制度的惯性，标准一松再松；加拿大号称“免费医疗”，最后却把省钱的算盘打到了病人的命上。这些教训摆在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对安乐死严防死守。 别以为只有绝症患者会受影响，美国的“绝望死亡率”已经说明，经济不安全感本身就是一把刀。当一个人连活下去的物质基础都没有，再被贴上“治疗价值不大”的标签，安乐死就不再是选项，而是压力。那些说“应该放开”的人，大概率没体会过没钱治病的绝望，也没见过医生用专业话术诱导放弃的场景。 说白了，安乐死这东西，看似是给人留退路，实则是给资本和不公开了口子。富人能用它规避痛苦，穷人却可能被它逼上绝路。这哪是给人选择权，分明是把穷人往绝路上推，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压根不是保守，是真的看透了这里面的弯弯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