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绝不只是几个军国主义战犯的错！1931年，一个新婚不久的日本女子，为了让丈夫再无顾虑的入侵中国，她写完一封遗书后，用刀划开了自己的喉咙！ 1931年的冬天特别冷，关东军一脚踹开了中国东北的大门，侵华的战火顺着铁轨往更多地方蔓延。 那时候的日本大阪，侵华日军第四师团的井上清一中尉正抱着新婚妻子度蜜月，红烛的光映在榻榻米上，本该是最甜的日子，他却总对着窗外的天发呆。 归队出征的命令就在口袋里，前线的枪林弹雨他见过，身边娇妻的体温他更贪恋，话里话外全是不想再打仗的愁绪。 他的妻子井上千代子，才21岁，看着娇小柔弱，每天把饭菜端到他面前，把军装熨得笔挺，丈夫的愁她全看在眼里，没说过一句劝的话，只是眼底的光一天比一天沉。 出征的前一夜，家里静得能听见挂钟的滴答声，井上清一累了一天，很快就睡熟了。 千代子悄悄睁开眼，从枕下摸出那把磨得发亮的小刀，她躺在丈夫身边，手攥紧小刀，对着自己的喉管慢慢划下去。 她没做过这种事，刀刃划开皮肤的时候，疼得浑身发抖，可她咬着牙，一声没吭，鲜血顺着脖颈往下流，浸湿了枕巾，漫过了榻榻米，在昏暗中晕开一片暗红。 天快亮的时候，她终于没了气息，神龛前摆着一封写得满满的信，题目是《军人妻子之鉴》，洋洋洒洒上万字，字里行间全是对“大日本帝国圣战”的效忠： “明天你就要出征了，我非常高兴地离开这个世界。不要为我难过，我的死算不了什么。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保佑大家平安，为国出力。” 第二天清晨，井上清一醒过来，摸到身边的妻子已经凉了，他看到那摊血，拿起了遗书，一字一句地读。 他没掉一滴眼泪，只是默默收拾好行李，把妻子的后事托付给家人，转身就走出了家门。 大阪港的风很大，他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开往中国的军舰，车站里挤满了送行的人，都对着他竖起大拇指，说他娶了个“烈女”。 这个曾经愁眉不展的新郎，转眼变成了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1932年9月，辽宁抚顺的平顶山，他作为日军守备队指挥官，指挥士兵把上千名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赶到空地上，用机枪疯狂扫射，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 这场暴行之后，他升了大佐，日本战败后偷偷回了国，1946年被当成战犯抓起来的前一天，在宫城县的藏身之处自杀了。 千代子的死，在日本掀起了一场病态的热闹。 军方的《偕行》杂志用整版篇幅把她捧成“昭和之烈女”，说她的死让“所有皇军都受了感动”，让出征将士的士气涨了好几倍。 两家电影公司抢着把她的事拍成电影，不光在日本全国放映，还空运到中国前线，给打仗的士兵看。 连日本皇后都去了她的“遗德显彰会”，亲自为这场狂热站台。 她的媒人安田夫人，借着这股劲发起成立了“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一夜之间就成了全国性的大组织，跟着侵略战争从头到尾转。 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学千代子，有的为了让丈夫安心打仗，也学着用自杀表决心；有的给前线士兵写情书，说要为他们生孩子；更有甚者，主动跑去当慰安妇，说这是“为国献身”。 连孩子都被卷了进来，1931年11月21日，三个分别12岁、7岁、5岁的兄弟，跑到陆军部捐钱，大哥拿一元，二哥拿五十钱，小弟攥着二十钱，把钱递过去的时候，脸都涨红了。 还有个老妇人抱着4岁的孙子，把存钱盒往士兵手里塞，说这是孙子攒的，要给前线的人用。 千代子的死从来不是什么“妇德典范”，而是军国主义精心打造的精神祭品。 她的遗书里，把个人生命当成激励侵略的工具，把丈夫的杀戮包装成“为国尽忠”，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根本不是什么自发的“烈举”，是军国主义多年来对女性“助战责任”的刻意洗脑。 军方和媒体一起把她吹成神话，说白了就是想给侵略战争找个好听的由头，让普通老百姓心甘情愿当战争机器的零件，连死都要为侵略服务。 井上清一的转变更能说明问题，一个原本厌战的人，看完妻子的遗书和尸体后，非但没醒悟，反而成了杀人恶魔。 这不是个人的堕落，是整个社会的狂热把他的良知吞噬了。 女人自杀明志，孩子捐款喊打，这些不是孤立的现象，是整个日本社会在军国主义洗脑下的集体失智。 当整个社会都在歌颂杀戮，都在追捧极端行为，战争的暴行自然会愈演愈烈，因为没人觉得这是错的，反而觉得是“光荣”。 这段历史从来不是“几个战犯搞出来的事”，是整个被军国主义绑架的日本社会共同犯下的罪。 我们记住这些事，是为了看清狂热的可怕——它能把柔弱的女人变成极端分子，能把普通的士兵变成刽子手，能让一个民族失去最基本的是非判断。 狂热能吞噬良知，盲信会催生罪恶，唯有正视历史的伤疤，才能守住人性的底线。 【评论区聊聊】回望这段历史，你觉得最该警惕的是哪种无形的危害？ （信源：井上千代子——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