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不知道，聂曦的孙子，在聂曦上校被追为烈士后，聂曦上校的后事，由一位亲戚杨韵清操办。这位让亲戚杨韵清牵挂一生的聂曦上校，是1950年在台北马场町刑场牺牲的隐蔽战线英烈，牺牲时才33岁。 那张烈士证从民政局交到孙子手里时，他像抱着一件活物，小心翼翼，既急切又沉静。人群散去后，他没有与人拥抱，也没有高声庆祝，只把证件装进布包，反复抚摸，像在确认有一种重量终于被承认。 几天后，他独自来到城市边缘的一家老复印店。老板见他掏出那张证件时，眼里闪过一丝疑问，但很快被年轻人的专注掩没。 复印机吐出一页页纸，他一张一张检查、抚平、包好。纸页被层层裹好，装入塑袋，年轻人背着它走向海边，那片面向海峡的礁石，是他此行唯一的目的地。 海风冷，浪拍礁石，纸张在风中升腾。他一边撒出复印件，一边低声念着什么，直到最后只剩一张被他珍藏。他把那张折好，放进胸前口袋，像是把某种遗愿带回身边。 1950年，在台北马场町的刑场发生的牺牲把聂曦的名字埋在了许多人的记忆之外。消息传回故里，亲属有人避之不及，惧怕牵连和社会压力。 只有杨韵清站了出来。她不是近亲，却用自己的双手替聂曦操办后事：筹棺、买花、找墓位、安葬，每一项都在物资匮乏、人心惶惶的年代费尽心力。 有一次，村里的公墓管理员摇头说无位可葬。杨韵清每天去守着，带点自己种的青菜，终于换到一个角落位置。 葬礼那天，来的人寥寥，但她把每位到场者当作战友对待，递上热水，细声安慰。 家属的苦难没有在葬礼后结束。聂曦的弟弟被牵连下放劳动，嫂子带病四处打听。年年岁岁，痛苦与等待交织。 直到1979年平反的通告来了，聂磊在田间一遍遍读着那张泛黄的通知书，泪水在夕阳下闪着光。他们家终于有了官方的“还名”，但那些年失去的时光、被压抑的叙述，难以挽回。 2010年，经过亲属与民间努力，聂曦的骨灰迁回福州烈士陵园，与旧日战友合葬；他的名字也被刻入首都某处的纪念碑，成为更广泛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