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后，洋人逼迫清政府处死一批主战派大臣。当这份名单呈到慈禧面前时，她逐一审阅，拿起朱笔，却只在其中一个名字上重重画了一个圈，说：“谁都可以死，唯独这个人不能杀！” 这个被慈禧拼死保下的人，名叫董福祥。 在洋人眼里，他是炮轰使馆、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在朝中大臣看来，他是个目不识丁、军纪败坏的草莽武夫。 但在慈禧心中，这个人的分量，比亲王、尚书加起来都重。 1900年的冬天，对慈禧来说，比北京的冰雪更冷。八国联军的枪炮声还在耳边回响，她带着光绪皇帝，一路从北京仓皇逃到西安，成了名副其实的“丧家之犬”。 议和的差事，甩给了78岁的李鸿章。老头子在谈判桌上跟十一国公使唇枪舌剑，每一天都如履薄冰。洋人提出的条件苛刻至极，其中最要命的一条，就是“惩办祸首”。 一份长长的名单送到了西安。 为首的，是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这些皇亲国戚。他们当初最起劲地怂恿慈禧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如今成了第一批要被清算的对象。 紧随其后的，是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这些朝廷重臣。 名单的最后，还有几个地方大员，比如在山西杀了上百名教士和教民的巡抚毓贤。 慈禧看着这份名单，脸色铁青。这些人，不久前还是她最倚重的“忠臣”，是她向全世界宣战的底气。现在，他们成了她必须抛出去换取自己安全的牺牲品。 她拿起朱笔，颤巍巍地在一个个名字后面画上记号。 赐死、流放、斩监候……每一个批示，都意味着一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即将家破人亡。 当笔尖移动到“董福祥”三个字上时，慈禧停住了。 她放下笔，久久不语。 李鸿章从北京发来的密电里说，洋人对董福祥恨之入骨，点名必须将其斩首，否则和谈免谈。 庆亲王奕劻也劝她，舍车保帅，牺牲一个董福祥，换取大局安稳，是万不得已的选择。 “不行。”慈禧的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决。 她重新拿起笔，没有在董福祥的名字后面做任何标记，反而在他的名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她对身边的大臣说：“你们去告诉李鸿章，王公大臣都可以议罪，唯独董福祥，动不得！” 满朝文武，一片哗然。 一个武将，凭什么能得到老佛爷如此庇护？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把时间拨回到几个月前，那段从北京到西安的逃亡之路。 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那天，紫禁城乱成一锅粥。慈禧换上汉人的蓝布衣，剪掉指甲，在几个太监的簇拥下，狼狈地从后门出逃。 当时，京城里勤王的军队作鸟兽散，只有一支部队，从始至终，死死地护在慈禧身后。 这支部队，就是董福祥的“甘军”。 他们是真正的虎狼之师，士兵大多是西北的汉子，骁勇善战，但杀红了眼也无人性可言。在北京，他们是围攻使馆的主力；在逃亡路上，他们成了慈禧唯一的救命稻草。 联军的马队在后面紧追不舍，好几次，枪声就在慈禧的轿子后面响起。每一次，都是董福祥带着他的甘军，像一堵墙一样挡在后面，用命去填。 从北京到太原，再到西安，一千多公里的路，甘军的士兵一路血战，一路倒下。他们衣衫褴褛，吃着发霉的干粮，却硬是把洋人的追兵挡在了身后。 有一天晚上，行宫外炮声隆隆，慈禧从噩梦中惊醒，吓得浑身发抖。她只问了一句：“董福祥在哪里？” 太监回报：“董军门就在宫门外，亲自带兵守着。” 慈禧这才松了口气，重新躺下。那一刻她才明白，什么王公大臣、祖宗家法，在真枪实弹面前，都不如一个忠心耿耿、能打仗的武夫来得可靠。 董福祥的这份“救驾之功”，成了他的免死金牌。 但慈禧保他，仅仅是因为报恩吗？ 不全是。更深层的原因，是恐惧。 庚子一役，清廷的虚弱暴露无遗。当慈禧以国家名义向十一国宣战时，南方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却公然搞起了“东南互保”，摆明了不跟中央玩了。 朝廷的权威，已经名存实亡。 这时候的慈禧，就像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发现各个分公司经理都不听号令了。她唯一能直接指挥、并且绝对忠于自己的，就只剩下董福祥这支武装。 她心里清楚，董福祥是甘军的灵魂。杀了董福祥，那几万桀骜不驯的甘军立刻就会哗变。届时，西北糜烂，清廷将面临腹背受敌的绝境。 一个处理不好，她这个“董事长”连西安都待不住了。 所以，保董福祥，就是保自己的安全，保大清的半壁江山。 李鸿章接到慈禧的死命令，头都大了。他在谈判桌上，用尽了毕生的智慧和洋人周旋。 他告诉各国公使：“董福祥在中国西北很有势力，杀了他，会引起更大的动乱，到时候你们的传教士和商人都别想安生。” 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最终，列强做出了让步。 惩罚的结果是：董福祥被革职，永不叙用，遣返回乡。 而名单上的其他人，载勋被赐自尽，毓贤被斩首，赵舒翘吞金而亡…… 一场轰轰烈烈的“惩凶”大戏，落下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