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胡乔木提出一个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地发展。”他的这番言论，很让一些思想僵化的人们反感，并且大肆攻击。 那时候很多人脑子还转不过弯来，总觉得只要挂了社会主义的牌子，经济奇迹就会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自动发生。可胡乔木偏偏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制度再好，它也不是自动取款机，你插卡进去它不会自己往外吐钞票。 那些年的经济账本就摆在那儿，谁也没法闭眼装看不见。“四五”计划那几年，喊着“用打仗的观点落实一切”的口号，盲目追求高指标，结果闹出了“三个突破”的乱子——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国民经济几乎失控。 更荒诞的是，江西景德镇花2700万元建的全国最大现代化陶瓷厂，刚投产就被人以搞直升机的名义占了，500万元建的窑被炸掉，最后飞机没造出来，中国瓷器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反倒只剩日本的五分之一，这样的“计划”连基本的常识都不讲。 思想僵化的人总觉得制度本身能解决一切，却对眼前的低效视而不见。“一五”时期大中型项目建设周期才6.5年，到了“三五”“四五”时期居然延长到8.8年和10.7年，工期硬生生多出近一半，投入的人力物力翻了番，产出却没跟上。 1970年喊出“三年扭转北煤南运”“1975年煤炭产量超美苏”的口号，到最后连江南几省的自给都没实现，这样的目标与其说是计划，不如说是空想。 更要命的是，当时还流行“不要计划”的论调，有人直接喊出“林副主席的指示就是计划”，把生产管理、质量检验全抛在一边，说“威力大了就是质量，给部队用了就是质量”，这样的混乱状况下，就算有再好的制度框架，经济也没法正常运转。 胡乔木的话戳中了痛点，因为那时候的经济问题早不是藏着掖着的事。粉碎“四人帮”前，按劳分配被当成“修正主义”批，奖金、计件工资全被取消，干多干少一个样，工人农民的积极性被磨得光光的。 有工厂明明能提高产量，却因为“怕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敢搞生产竞赛，机器开着一半就停了，原材料堆在仓库里发霉。 农村里，有的地方明明适合种经济作物，却非要按“统一计划”种粮食，最后粮食没种好，能换钱的作物也没种成，农民连零花钱都凑不出来。 这些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困境，可思想僵化的人宁愿相信“精神力量能促生产”，也不愿承认制度需要合理的运作方式才能发挥作用。 连周恩来都曾在1973年痛批这种乱象，说各地自行其是、不讲比例，简直没有王法了，后来不得不两次修改“四五”计划指标，把工业总产值从4000亿元下调到3300亿元，年增长率从12.8%降到7.7%，这本身就是对“制度自动见效”论的打脸。 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抱着老观念不放，胡乔木1978年5月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明明是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却被指责“矛头指向主席思想”。这种不分是非的攻击，恰恰说明打破思想禁锢有多难。 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后，工农业总产值才勉强完成计划的101.7%，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挣扎——既要顶着“左”的帽子，又要想办法把生产搞上去。 那些年里，制度的优越性本该体现在合理规划、激发活力上，却被教条化的理解捆住了手脚。就像一台本该高效运转的机器，却被错误的操作指令弄得卡壳，有人不怪操作问题，反倒怪机器本身不够先进，这正是胡乔木要戳破的迷思。 他的话不是否定制度，而是要提醒人们，制度需要科学的方法去运行，就像再好的种子，不浇水施肥也长不出庄稼，这在当年需要莫大的勇气，也难怪会引来思想僵化者的围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