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支持法院！”上海，八旬老人每月有近8000元的退休工资，本该是安享晚年的幸福时光，却和女儿闹僵，房子被女儿租出去，导致老人无房可住，到处借房都找不到一处合适的居所。老人一气之下把女儿告上法庭，要求每个月给他5000元赡养费，还要一次性补付过去十多年的赡养费80万，法官经过耐心调解，最终达成了一个有温暖的结果。 拿到法院的传票，刘女士傻眼了，这辈子第一次打官司，竟然是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告上法庭的。 刘女士想不通，父亲这么好的条件，还有什么不知足的，竟然闹这么一出，非得让人看她们笑话。 刘女士的父亲刘大爷87岁了，退休前是体面的工程师，如今每月拿着七八千的退休金，放在上海也够舒舒服服养老。 可谁能想到，本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他，竟沦落到到处借房住的地步，最后还父女反目。 这事说起来，都是多年的矛盾积下来的疙瘩。 刘大爷和女儿刘女士早年因为一些家庭琐事闹得很僵，吵到最后直接断了联系，父女俩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好在外孙女比较靠谱，带着他去了国外，一住就是三年。 国外的日子看似清净，但刘大爷并不喜欢，尤其年纪大了，越发想念老家的烟火气。 加之他身体出了毛病，行动也变得不便，想着回国安安稳稳度过余生时，却发现自己名下的房子早就被女儿租了出去。 看着曾经的家换了主人，自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刘大爷跑遍了附近的小区，辗转了好一阵子，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居所。 刘大爷想不通，自己辛苦一辈子拉扯大的女儿，怎么就这么狠心？ 明明自己有房，却让老父亲无家可归；明明多年没联系，女儿也从没主动问过他的冷暖。 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气愤，刘大爷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他需要的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更需要女儿的一句关心、一份赡养的责任。 2025年4月，刘大爷咬咬牙，一纸诉状把女儿刘女士告上了法院，让女儿每月支付5000元赡养费，并一次性补付过去十多年的赡养费80万元。 按说七八千的退休金足够刘大爷生活，而且开口就要5000元的赡养费，这对女儿来说，更是沉重的负担，这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法官接手这个案子后，看出了案件的核心问题，这并不是钱的事，而是多年未解开的隔阂和缺失的情感沟通。 一边是年事已高、渴望关怀的老父亲，一边是心里或许也有怨气但未尽赡养义务的女儿，法官决定从调解入手，试着帮他们破冰。 一开始，刘女士心里还有些抵触，觉得父亲当年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多年不联系，现在突然起诉要这么多钱，让她难以接受。 《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从法律角度而言，赡养义务是法定强制性义务，不因父母有经济收入、双方存在家庭矛盾而免除，且其内容不仅包括经济供养，还涵盖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刘大爷已经87岁、身体患病、行动不便，属于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即便有退休金，仍有权要求子女提供符合需求的生活保障和情感关怀。 法官耐心地跟刘女士讲道理，阐明赡养父母是法律义务，更从亲情角度劝解刘女士照顾父亲，尽一份孝心。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及司法实践明确，赡养费金额应综合被赡养人生活、医疗、居住需求，当地生活消费水平，以及赡养人的经济负担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以保障被赡养人基本生活质量为核心。 刘大爷每月有七八千退休金，足以覆盖普通生活开销，其核心诉求实为居住保障和情感回应，而非单纯经济缺口。 从赡养人能力来看，5000元每月的赡养费可能超出刘女士的合理负担范围，不符合“平衡需求与能力”的司法原则 。 法官又回头劝刘大爷，要理解女儿的难处，互相谅解才能收获家庭的温暖。 经过法官一次次耐心调解，父女俩心里的坚冰慢慢融化了。刘女士这才主动提出，要给父亲安排一家环境舒适的养老院，费用由她承担。 最终，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刘女士负责刘大爷在养老院的一切费用，每年至少回国探望父亲两次，平时也要经常通过视频和父亲联系，多关心他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刘大爷则撤回了起诉。 法院也给刘女士下达了《家庭赡养指导令》，明确赡养老人不仅是法律规定的硬性义务，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是没按协议履行义务，就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亲情从来都不是计算题，而是一份需要用心呵护、及时回应的责任，不管有多少矛盾，血浓于水的亲情终究能跨越隔阂，温暖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