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更是遭受到巨大磨难，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时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厉声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2024 年国家博物馆 “正义之光” 展厅，灯光柔和地打在玻璃展柜上。 一件黑色法袍静静陈列，领口处的丝线虽褪色却依旧整齐。 游客们围着展柜，听讲解员念展签上的文字：“1946-1948 年东京审判物证。” 有人伸手轻触玻璃，仿佛想触碰那段沉甸甸的历史。 讲解员不知道，此刻游客注视的法袍，曾见证过震撼世界的博弈。 1946 年 5 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开庭首日，座位排序引发争议。 梅汝璈看到中国法官席位被排至末尾，当即拒绝入座。 “日本投降书签字顺序，中国位列第二，席位必须调整！” 他据理力争。 最终法庭妥协，中国法官席位按国际惯例排到第二，这是他为国家争得的第一个尊严。 审判期间，面对日本战犯的狡辩，梅汝璈展现出扎实的法律功底。 他整理出南京大屠杀百余份证人证词，其中包括 12 名西方记者的记录。 将影像资料与文字证据串联，形成完整证据链，驳斥 “战争无罪行” 论调。 在东条英机否认侵略事实时，他当庭出示其签署的作战命令原件。 这份证据让战犯无从抵赖，也为后续判决奠定关键基础，这是他在法律层面的核心突破。 1948 年 11 月，审判进入最后量刑阶段，是否判处绞刑争议激烈。 部分法官认为 “绞刑过于严苛”，梅汝璈据理力争：“战犯的罪行远超绞刑。” 他列举南京大屠杀中 30 万平民遇害、731 部队活体实验等史实。 最终以 6 票赞成、5 票反对的微弱优势，推动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 7 人绞刑。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在国际法庭上主导对侵略国战犯的重罪判决，意义深远。 审判结束后，梅汝璈拒绝国民政府的高官任命，选择回国投身法治教育。 1949 年，国民党撤往台湾，家人劝他一同离开，他却选择留下。 “新中国需要法律建设，我不能走。” 他将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副本仔细珍藏。 此后数年，他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提出多项重要建议。 其中 “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被采纳，成为我国刑法的重要基本原则之一。 回溯至 1931 年，梅汝璈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后，毅然回国。 拒绝京城高薪职位，主动前往山西大学任教，开设《国际法》《刑法》课程。 他编写的《法学概论》教材，首次将西方先进法治理念与中国实际结合。 抗战期间，学校多次搬迁，他带着教材辗转南开、武大、复旦等地。 在重庆防空洞旁的临时课堂，他坚持授课，培养出数百名法律人才，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骨干。 1950 年，梅汝璈参与创建中国政法大学前身 —— 北京政法学院。 担任教授期间，他创新教学方法，组织学生模拟法庭，增强实践能力。 他常对学生说：“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是保护百姓的武器。” 在他的推动下，学院首次开设 “国际司法实践” 课程，填补国内空白。 这门课程后来成为政法类院校的核心课程，培养出大批国际法专业人才。 1966 年，特殊时期来临，梅汝璈的家被冲击，东京审判法袍险些被烧。 他死死抱住法袍：“这是中国讨回公道的证物，烧不得！” 同时将珍藏的审判判决书中文稿藏在地板下，避免被毁。 即便遭受批斗，他仍偷偷整理多年的法学研究笔记，不愿让成果流失。 这些笔记后来成为研究我国早期法治建设的重要资料，部分内容被收录进《中国法治史》。 1973 年，梅汝璈因病逝世，临终前仍念叨着 “法律精神不能丢”。 他的家人遵照遗愿，将法袍、审判判决书副本等遗物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1988 年，我国首次举办 “东京审判史料展”，他的事迹开始被广泛传播。 2014 年，梅汝璈被追授 “中国法治建设杰出贡献者” 称号，以表彰其一生功绩。 如今，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那件法袍每天都吸引着无数游客驻足。 旁边的电子屏循环播放着梅汝璈在东京审判时的发言录音，声音铿锵有力。 每年都有大批法律专业学生来此参观，感受前辈的正义坚守。 他参与起草的法律条文仍在守护着社会公平，他培养的学生多已成为法治领域的中坚力量。 现在，翻开《中国国际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建设史》等书籍， 梅汝璈的名字和事迹都占据重要篇幅，他的贡献被永久铭记。 那件黑色法袍所承载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法治精神的传承。 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维护正义、建设法治国家而不懈努力。 主要信源：（新华网——“中国人还得争气才行”——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的洞见与忧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