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杨虎城将军的五女杨拯陆马上就要做新娘了，人们却在雪地中发现了她。匍匐在地，手指插在泥里，身体已经僵硬。之后，未婚夫谢宏与杨家四姐杨拯汉结婚。 杨拯陆，她出生在1936年，恰逢“西安事变”那年。父亲给她取名“拯陆”，意思很明白：拯救这片大陆。她的一生，似乎都在践行这个名字。 父亲出事时，杨拯陆还是个襁褓里的婴儿，连父亲的模样都没记住。之后，母亲在狱中被害，她和姐姐们跟着外婆，隐姓埋名，四处躲藏。 1949年西安解放，杨拯陆才算真正挺直了腰杆。但紧接着传来的，是父母早已双亡的噩耗。巨大的悲痛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更清楚地认识到，要走什么样的路。 1953年，杨拯陆高中毕业，面临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凭着父亲的功绩，她想从政，可以说前途无量。老师和亲友都劝她走这条路，稳妥，也算是对将军英灵的告慰。 可这姑娘偏不。她说：“国家的建设，不只一条路。我想自己走。” 当时国家最缺什么？石油。咱们国家戴着“贫油国”的帽子，工业发展处处受制于人。杨拯陆二话不说，报考了西北大学的石油地质系。 毕业后，单位考虑到她是烈士之后，又是女孩子，想把她留在机关。她又拒绝了，主动递交申请：“我要去新疆，去最艰苦的地方。” 1955年，杨拯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来到了新疆石油管理局，被分配到三塘湖地区的117地质勘探队。这地方，当时在地图上都得用放大镜找，荒无人烟，风沙蔽日。 但杨拯陆从没叫过一声苦。男人能干的，她全干，而且干得更拼。每天背着几十斤的设备，步行几十里路是家常便饭。她的脚底磨满了血泡，皮肤晒得一层层地脱皮，但她画出的地质图，永远是队里最精准、最细致的。 她不光自己能吃苦，还像个大姐姐一样照顾队员。谁中暑了，她二话不说背起来就走；谁想家了，她就坐下来轻声细语地安慰。很快，这个年仅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就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担当，被任命为队长，也是当时新疆唯一的女地质队长。 在艰苦的工作中，爱情也悄然而至。她和同队的谢宏相爱了。谢宏也是个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两人志同道合，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约定，在1958年的国庆节结婚。 杨拯陆悄悄准备了一块红色的布料，想亲手为自己缝一件“婚纱”。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一个女孩对婚姻最美好的憧憬。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1958年，国际形势突变，苏联专家撤走，能源供应被“卡脖子”。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全国上下总动员，尽快找到大油田。 任务紧急，勘探队必须立刻出发，前往更偏远的三塘湖盆地进行地质普查。出发的时间，正好和她的婚期撞上了。 未婚夫谢宏对她说：“任务要紧，婚礼可以等。” 杨拯陆点点头，把那块红布料小心地收进行囊，对他说：“等我回来。” 谁也没想到，这一句“等我回来”，竟成了永别。 9月25日，中秋节。杨拯陆和队员张广智外出核对一组关键的地质数据。下午，天气骤变，狂风卷着大雪席卷而来，气温瞬间降到零下几十度。在白茫茫的风雪里，他们迷失了方向。 更致命的是，在返回途中，杨拯陆发现一卷刚刚测绘好的地质图遗落在了测点。那上面是几天来的心血，是国家最急需的资料。 张广智劝她：“队长，风雪太大了，先回营地，明天再来找！” 杨拯陆摇摇头，语气不容置疑：“不行，图纸要是被雪毁了，咱们这几天的活就全白干了！” 她让张广智先走，自己则转身，毅然决然地消失在风雪中。 那一夜，整个营地灯火通明，队员们开着车、点着篝火，嘶吼着她的名字，可风雪吞没了一切声音。 第二天，雪停了。人们在离营地几公里外的小山坡下，发现了她和张广智冻僵的身体。 她跪在地上，面向营地的方向，双手深深地插进泥土，仿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想再往前爬一步。队员们小心翼翼地解开她的衣扣，发现她怀里紧紧抱着一个油布包。 打开一看，正是那卷她拼了命也要找回来的地质图，完好无损，甚至上面的墨迹都还清晰可见。在场的汉子们，再也忍不住，哭声响彻了整个戈壁。 杨拯陆牺牲时，年仅22岁。她没有等到自己的婚礼，没有穿上那件亲手缝制的嫁衣。她把自己，永远地嫁给了这片她为之奋斗的土地。 为了纪念她，中国地质学会后来将她在三塘湖盆地发现的一个重要地质构造，命名为“拯陆背斜”。这是一个地质工作者能获得的至高荣誉。她的名字，从此被刻在了祖国的大地上，永不磨灭。 杨拯陆牺牲后，她的未婚夫谢宏悲痛欲绝。杨家姐妹们，尤其是四姐杨拯汉，经常写信安慰他，鼓励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烈士的亲人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超越普通关系的纽带。久而久之，谢宏和杨拯汉在相互扶持中产生了感情，最终走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