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教授毫不避讳地指出：《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欧洲哲学权威捷恩曾评价《易经》“最有资格称为世界人类的智慧宝典”。 事实上，《易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无可撼动。它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不仅是儒家五经之一，也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源头。 相传唐代药王孙思邈曾言：“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这说明早在千年前，《易经》的阴阳变化思想已深度融入中医理论体系。 现代哲学家冯友兰晚年多次强调，《易经》所体现的“变易”“简易”“不易”三大原则，具有普世价值，甚至对理解当代复杂系统科学有启发意义。 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出自《易经》乾、坤两卦的象辞，足见其对现代教育理念的影响。 更值得深思的是，《易经》与现代科学之间并非水火不容。 20世纪70年代，法国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等人破译遗传密码后，有学者注意到DNA的四种碱基组合与《易经》六十四卦在数量结构上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虽然后续研究并未证实二者存在直接因果联系，但这种巧合引发了跨学科的思考。 据相关报道，2018年，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曾组织专题研讨，探讨《易经》中的系统思维对人工智能算法设计的潜在启发。 这些探索并非要将《易经》神化，而是试图在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之间寻找对话的可能。 当然，我们也不能回避杨振宁提出的核心问题：为何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确实与传统文化中重经验、轻实验，重整体、轻分析的思维惯性有关。 《易经》作为这种思维的集大成者，自然被置于反思的焦点。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易经》，而在于如何扬弃。 曾仕强教授曾指出，《易经》的本质是“天地人合一”的决策智慧，它教人如何在不确定中把握规律，而非提供确定性的科学公式。 把它当作占卜工具或万能真理，是误读；全盘否定其哲学价值，同样是偏颇。 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新接触《易经》，但面对文言文的艰深和注解的繁杂，往往望而却步。 近年来，《图解易经》等通俗读物的出现，用白话翻译、图表解析和生活案例，让这部古老经典变得可亲可感。 比如用“乾卦”讲职场进取，用“谦卦”谈人际交往，用“泰卦”分析经济周期——这种转化不是对经典的矮化，而是让智慧真正落地。 正如冯友兰所言，《易经》的价值不在其占筮功能，而在于它提供了一套理解变化、应对变局的思维框架。 说到底，《易经》不是科学教科书，也不是迷信指南，而是一部关于“变”的哲学。 它诞生于三千年前，却始终在与每个时代对话。 我们不必神化它，也不必妖魔化它。 杨振宁的批评提醒我们警惕思维惰性，西方学者的兴趣则启示我们传统智慧的开放性。 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固守旧说，也不是盲目崇外，而是在批判中继承，在对话中创新。 如果一部古籍能帮助现代人在纷繁世事中保持清醒，在不确定中做出理性选择，那它就依然活着。 而这种活着，恰恰证明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韧性与智慧。 信息来源： 中华读书报 2004-12-22 杨振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