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白求恩在加拿大的日子，说是人生赢家一点不夸张。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会员，麦吉尔大学医院的主力医生，还琢磨出12种手术器械，论文在国外都受追捧，按说该住着豪华公寓，拿着高薪安稳度日。 可这人偏不，心里总装着跟自己“名医身份”不搭边的事。 早年间在底特律开诊所时，他就总往底层居民区钻，给没钱看病的工人出诊，结果不小心染上了肺结核。 躺在疗养院时，他才算彻底看透了资本主义医疗的猫腻，当时北美流行的“白色瘟疫”肺结核，富人能治好，穷人只能等死，就像他后来常念叨的那句“有富人的肺结核病，有穷人的肺结核病”。 这病没打垮他，倒让他开始琢磨：光靠自己开免费门诊根本没用，得从根上改制度。 为了找答案，1935年他卖掉心爱的汽车凑路费，跑去苏联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会上没心思听报告，满世界逛医院诊所，亲眼见苏联的社会化医疗让普通人都能看上病，这下彻底被马克思主义吸引了。 回国后他就秘密加入加拿大共产党，还搞了个“保卫人民健康委员会”，呼吁把盈利从医疗里剔除，结果不仅被党内同志泼冷水，连蒙特利尔医学会都把他除名了。 在加拿大，他想做的事一件也成不了，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立马辞职跑去支援反法西斯斗争。 他没只顾着做手术，反倒琢磨出流动输血车，开着车冒着炮火往前线送血，开创了战争史上前线输血的先例，一颗子弹擦着挡风玻璃飞过都没吓退他。 可西班牙的局势最终还是让人失望，就在他迷茫时，中国抗战的消息传了过来。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听了史沫特莱讲的红军故事，当即拍板：“真正的战斗在中国，我要去那。”申请时还特意跟党组织说，要是死了，得让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1938年他带着医疗队到延安，刚落地就要求去最前线。到了晋察冀边区才发现，这里的条件比想象中还糟，缺医少药到连手术器械都得让木匠铁匠照着他画的图做。 但他没抱怨，第一个星期就检查了521名伤员，第二个星期起一个月做了147台手术，平均每天近5台。 他把带来的器械装成两个药驮子，起名“卢沟桥”，搭块门板就是手术台，号称“马背上的流动医院”，能做100次手术、500次包扎。 党中央给每月100元津贴，他直接推了，跟聂荣臻说“战士才一元，我凭什么特殊”，最后这笔钱全给了伤员当特别费。 1938年11月359旅伏击日军，他把急救站设到离前线不到5公里的地方，40个小时连做71台手术，眼皮都没合一下。1939年在冀中4个月里，他跑了750公里，做了300多台手术。 日军冬季大“扫荡”时，他推迟回国募捐，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3.5公里的小庙里，炮弹在旁边炸，他手都没抖，还说“离远了伤员死亡率高，战士不怕，我怕什么”。 出事那天是抢救伤员，左手中指被割破，他随便包扎下继续做手术，结果感染成败血症。弥留之际给聂荣臻写信，没提自己的安危，反倒惦记着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还提醒别去平津买，那边贵两倍。 1939年11月12日凌晨，49岁的他在唐县黄石口村没了气息，临终前还说“在中国的两年是我最幸福的日子，遗憾是不能再做更多”。 他不是来当“救世主”的，在加拿大碰壁，在西班牙受挫，唯独在中国的战场上，他的医术和信念才算真正用对了地方。 这里的人把共产主义当成生活方式，战士带着10处穿孔还能战斗，医护人员跟着他啃干粮做手术，这种纯粹的信仰戳中了他。 他不要头衔不要钱，就想找个能实实在在救死扶伤、能践行自己信念的地方。 信息来源：白求恩：“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光明网 参考资料：白求恩是怎么来中国的2005年08月14日20:41来源：生活报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