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54年，准格尔动乱，乾隆上朝问群臣：“谁敢出战？”众人面面相觑，无人敢应

公元1754年，准格尔动乱，乾隆上朝问群臣：“谁敢出战？”众人面面相觑，无人敢应，突然一人出列：“臣愿领军前往。”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这话搁在清朝和准噶尔汗国身上，那就不太灵了。这两家子，从康熙爷那辈儿起，就卯上了劲，打了快七十年，简直就是一部横跨三代人的“清准恩仇录”。 到了乾隆皇帝手上，好不容易在乾隆四年跟人家划了界，以阿尔泰山为限，东边归我大清，西边归你准噶尔，大家消停了十几年。这十几年，算是老天爷给的休息时间。 公元1754年，消息传到了紫禁城：准噶尔的老大噶尔丹策凌去世了，他那几个儿子和侄子为了抢位置，自己先打成了一锅粥。最后，一个叫达瓦齐的哥们儿胜出，坐上了汗位。但这人心眼儿小，跟一起打天下的兄弟阿睦尔撒纳因为分赃不均，掰了。阿睦尔撒纳一气之下，拖家带口，跑来投奔了大清。 乾隆皇帝一听，眼睛都亮了。他在奏折上批了八个字：“伊若来降，明年进军则大有裨益！” 乾隆爷坐在龙椅上，环视着满朝文武，心里那股劲儿已经顶到了嗓子眼，他清了清嗓子，沉声问道：“准噶尔内乱，天赐良机，诸位爱卿，谁敢为朕出战，一劳永逸？” 结果呢？满朝文武，鸦雀无声。 大殿里静得能听见一根针掉地上的声音。那些平日里口若悬河的大学士、能征善战的老将军，这会儿全都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心，跟木头桩子似的。 朝堂上的空气几乎凝固了。乾隆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心里明白，这个决策，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就在这死一般的沉寂中，一个声音打破了僵局。 但这个站出来的人，并非某个具体的武将，而是乾隆皇帝自己那颗不容置疑的决心。他力排众议，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做出了那个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决定：出兵！ 乾隆二十年春天，五万大军兵分两路，向西进发。这支军队，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大刀长矛，它的火器装备率高达七成，配备了从准噶尔人那里学来并改良的“赞巴拉”重型火绳枪，堪称一支火器化的劲旅。 领路的，正是那个“带路党”阿睦尔撒纳。他就像一把钥匙，轻松打开了准噶尔的家门。清军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短短三个月就打到了伊犁。 达瓦齐兵败如山倒，一路狂奔，最后在格登山被清军追上。这里还得提个猛人，叫阿玉锡，一个投诚过来的准噶尔勇士。他带着二十多名骑兵，趁着夜色，一声呐喊就冲进了数千人的敌营，硬是把达瓦齐给活捉了。这简直是电影剧本都不敢这么写的奇袭。 消息传回北京，乾隆大喜，以为这事儿就算完了。他开始搞“分而治之”，想把准噶尔分成四块，让几个归顺的贵族自己管。 可他千算万算，算漏了人心。 那个他一度倚重的“重要之人”阿睦尔撒纳，又反了。这家伙的梦想是当整个准噶尔的王，乾隆的“分封”显然满足不了他的胃口。既然给的不够，那就自己抢。他突然发难，把驻扎在伊犁的五百清军给一锅端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漠北蒙古那边也因为雪灾和后勤问题出了乱子，史称“撤驿之变”。一时间，清朝跟西域的联系被切断，到处烽烟四起。 这下，轮到满朝文武看乾隆的笑话了：“看吧，早说了别打，这下玩脱了吧？” 乾隆没有慌乱，他软硬两手同时上。软的一手，派人安抚蒙古各部，送钱送粮，稳定人心；硬的一手，集中兵力，快刀斩乱麻，先把蒙古的叛乱头子给灭了。 稳住后方后，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再次西征。这次，乾隆下了死命令。此时的准噶尔，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加上天花肆虐，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阿睦尔撒纳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路逃到哈萨克，又从哈萨克逃进了沙俄的地盘。 乾隆的狠劲上来了，他派人传话给哈萨克和沙俄，话说得极其强硬：“阿逆一日不获，我大兵即一日不还，或十年、二十年，兵断不止。” 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你们要是不交人，我就打到你们交为止。 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哈萨克怂了，沙俄也不想为了一个丧家之犬跟大清开战。最终，阿睦尔撒纳在逃亡中病死于西伯利亚。这个曾经搅动中亚风云的枭雄，就这么客死异乡。 至此，立国百余年、与大清缠斗了七十载的准噶尔汗国，被彻底从地图上抹去，只留下一个“准噶尔盆地”的地理名词。 解决了准噶尔，南疆的大小和卓又起兵叛乱。清军马不停蹄，翻过天山，又是一场恶战。定边将军兆惠率领的三千人马一度被数万叛军围困在黑水营，苦战三个月，弹尽粮绝，硬是撑到了援军到来，里应外合，大破敌军。 乾隆二十四年，大小和卓也被平定。从出兵到达瓦齐，到平定南疆，短短四年多时间，清帝国将天山南北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乾隆爷志得意满，给这片新纳入的土地取了个我们今天无比熟悉的名字——新疆，寓意“故土新归”。他设立伊犁将军府，派遣军队和家眷驻扎屯垦，设立边防哨所，巩固边疆。今天我们熟知的锡伯族西迁，就是那个时候从东北调过去戍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