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1岁的女知青廖晓东，嫁给了一贫如洗的老光棍。新婚夜，廖晓东一脸娇羞，谁料，老光棍一脸不耐烦。正当廖晓东一脸懵时，老光棍突然一巴掌甩了过来 清晨的薄雾笼在田埂上，潮湿的土气混着草味。廖晓东提着一只竹篮，脚步有些虚。昨夜的掌印还在脸上，火辣辣地疼。她咬了咬唇，往远处的稻田望去。 金黄的禾苗被风吹得一层层起伏，阳光透过雾气打在她的脸上，亮又刺眼。村里人三三两两地路过，都装作没看见。没人敢问，她也不打算解释。那场婚事，是她主动提的。 她从青岛来的那天，全村都围在村口。一个女知青背着包，干净得像城里的一页白纸。 村干部把她分到三官庙大队，住在泥屋里，墙缝里能看见风。田里的活一刻也不停歇，插秧、担粪、割稻。手掌磨出血，饭碗里是稀粥。夜里，她常躺在床板上听青蛙叫。那时年纪小，觉得什么都能扛。 男人叫卢兆东，三十多岁，还未娶妻。家穷，性子硬。村里人说，谁要跟他过日子，就是往火坑里跳。廖晓东听完，笑了下，说要嫁。大家都当玩笑。 她却真的去了卢家，背着被褥，穿着旧棉袄。那天的风很冷，天灰得像要塌。村里女人悄悄议论，这姑娘怕是疯了。 婚礼简单，连囍字都是纸片剪的。夜里，屋里只点着一盏油灯。廖晓东坐在炕沿上，心跳得厉害。卢兆东脱下外衣，靠在墙上，一言不发。空气里只有灯芯“滋”的一声。 她小心靠过去，那一刻，一个巴掌落下，脆响。廖晓东愣住，嘴角渗出血。男人低头卷烟，火光一闪，把她的泪照得通亮。 第二天，她照常下地干活。没人提昨晚的事，村干部问她过得怎样，她笑着说挺好。她从不多话，也不回避人。割稻时总是第一个下田，挑担时力气比别人还足 太阳晒得皮肤蜕皮，她也不皱眉。村里人开始对她另眼相看。女人们背地里说，这姑娘命硬，骨头结实。 卢兆东脾气古怪，动不动发火。有时饭做糊了，有时鸡少下蛋，都能引起怒气。廖晓东不吭声，默默收拾，默默干活。夜里灯灭，她就起身做针线。针脚密密，线头平直。 她用旧布缝了几件小衣裳，叠得整整齐齐。村里人都知道，她在准备孩子的衣服。有人感叹，她连希望都不肯丢。 那几年天旱，地里收成差。廖晓东早出晚归，背竹筐，挑水桶，走得脚上裂口。雨水来时，她趴在地头收稻谷，泥浆溅了一身。她仍旧笑，说没事。 村里老人夸她能干，男人们说她比谁都踏实。可夜里，她常蜷在角落里咳，咳得胸口发疼。没人注意，她也不去看病。 到了第六年，身体开始垮。脸色蜡黄，手上青筋暴出。村里人劝她歇几天，她摇头，说地里等人。那天中午，太阳毒辣，她突然倒在田里。衣服湿透，额头滚烫。 送去镇上的医院，医生摇头，说是急性肝炎。几天后，她的名字出现在村口的黑板报上——“廖晓东同志病逝，年仅二十七岁。” 噩耗传开，村里静了很久。人们才发现，这个城里姑娘这些年没拿过一分钱补助，没要过任何照顾。婚后的生活艰苦，却从没抱怨一句。 后来，团省委下发了号召信，说要学习廖晓东的精神。报纸上刊登了她的照片，笑容明亮。村里立了碑，碑前常有野花。 时间过去多年，三官庙大队早已改了名。稻田换了机耕路，泥屋变成砖瓦房。有人偶尔提起那个从北方来的姑娘，说她命苦，也说她心硬。 村里老人指着那块碑叹息，说她不该那样早走。风从田间吹过，碑影拉长，字迹被岁月磨得模糊。 廖晓东的故事，渐渐成了地方传说。有人记得她笑的时候，也有人记得她那一脸倔强。她走得太早，却活在村人的记忆里。 她的生命像一粒稻种，埋在泥里，长出新的庄稼。风再起时，稻浪起伏，仿佛在低声呼唤那个名字。 在那片土地上，人们依旧劳作，依旧生活。岁月改了模样，却留住了她的影子。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那位穿旧布衣、踏着泥水的姑娘，仍旧在时光深处闪着微光。她的坚持，她的沉默，她的那份不屈，成了岁月最深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