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渣滓洞大屠杀中，盛国玉在枪响前倒地装死，不久，特务进来补枪，还用枪托捅了她的腰部，盛国玉紧张得不敢动！ 那时候重庆已经能隐约听到解放大军的炮声了，特务们知道自己的末日快到，下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狠。 11月27日那天，渣滓洞的牢房里先是密集的枪声，后来渐渐稀疏，接着就是特务们皮鞋踩在血泊里的“咯吱”声——他们要逐具检查，确保没有活口。 枪托撞在肋骨上那一下，疼得她差点喊娘。血腥味混着火药味，呛得人直想咳嗽，可她愣是把那口气咽进嗓子眼，牙关咬得咯吱响。耳边脚步声越来越远，她才敢把眼皮掀开一条缝——牢房昏黄的灯泡晃得人眼花，地上横七竖八全是同志，有的手还死死攥着铁栏杆，像要把那铁杆掰弯似的。盛国玉心里骂：狗特务，你们也有今天！可骂归骂，身子一动不敢动，连手指头都僵在原地。 她想起三天前，放风时老赵偷偷塞给她一块碎玻璃，说：“真到那份上，自己抹脖子也比吃枪子强。”当时她还笑，说老赵乌鸦嘴。如今老赵就趴在她左边，后脑勺一个血窟窿，眼镜片碎得只剩框子。盛国玉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滚下来，赶紧把眼皮又合上——哭也得等活着出去再哭。 外头炮声越来越密，像年三十的鞭炮，震得房顶直掉灰。她知道那是二野的兄弟打到了南岸，心里火苗子蹭蹭往上窜：再撑撑，再撑撑就能见着太阳！可撑也得有撑的本钱——她右胳膊中弹，血顺着袖子往下淌，把蓝布褂子染成紫黑。她不敢包扎，怕布料摩擦出声，只能把伤口紧紧压在身下，让地面吸走血，也吸走疼。 不知过了多久，门锁“哗啦”又响。一阵冷风灌进来，带着雨丝，砸在她脸上冰凉。几个特务骂骂咧咧拖尸体，像拖破麻袋。轮到她时，一人踢了踢腰眼：“这娘们儿身材不错，弄出去乐呵乐呵？”另一人啐了一口：“乐个屁！共党一身腥，晦气！”说着抬腿就是一脚，把她踹进尸堆。盛国玉顺势滚了两圈，脸朝下埋进血泊，鼻子嘴巴全浸在黏腻里，差点憋死。那一刻她真恨自己没学过龟息功，只能靠一根头发丝儿的缝隙换气，每一口都是铁锈味。 天快亮时，雨大了，屋檐水连成线。特务们终于扛不住，锁了大门撤岗。盛国玉听四下没动静，才慢慢把手指蜷了蜷——还能动。她像虫子一样拱啊拱，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膝盖磨破皮肉也顾不得。牢房后墙有扇小窗，平时透风都不够，此刻却成了生门。她踩着同志的肩膀往上攀，手抠进砖缝，指甲掀飞也觉不出疼。窗子外是悬崖，十几米高，雨把石头浇得滑不留脚。她闭眼一跳，摔进灌木丛，肋骨“咔嚓”一声，疼得眼前发黑。可她咧嘴笑了——活着，真他娘的活着！ 山下老乡发现她时，她已昏死过去，手里还死死攥着一块碎布，那是老赵衣襟上的，她想着有朝一日缝在红旗上，让老赵也看看新中国。老乡用门板把她抬进解放军医疗队，医生剪开血衣，伤口里全是碎布条、泥渣子，清创时她愣是没吭一声。护士问：“姐，你咋不哭？”她笑出一口白牙：“眼泪得留给胜利那天，现在流，浪费！” 后来，盛国玉成了渣滓洞大屠杀唯一幸存的女同志。她右胳膊比左手短了一截，阴雨天就疼得钻心，可每年11月27日，她都会拄着拐杖去烈士陵园，给老赵他们敬酒。酒杯举得老高，嗓门更大：“同志们，咱们赢了！你们没看走眼！”风掠过松柏，沙沙响，像一群小伙子齐声答“到”！ 我采访她时，老太太已九十多岁，坐在旧沙发上，背后是当年渣滓洞复原图。我问她：“您恨不恨那些特务？”她摇头，指了指自己心口：“恨在这儿，早随子弹打出去啦！再恨，就得把自己也搭进去。我得替他们活着，看五星红旗飘得老高，让他们在地下睁眼看看，谁才是真的胜利者！” 故事写到这儿，我合上笔记本，心里却合不上。今天的我们，刷手机、点外卖，抱怨地铁挤、工资低，可有几个人知道，七十多年前，有人为“活着”这两个字，得装死、得憋气、得把指甲抠进砖缝？盛国玉说，她最不喜别人叫她“英雄”，她觉得自己只是“逃出来报信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没逃出来的，是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 所以，下次路过烈士陵园，别嫌台阶高，上去鞠个躬；别嫌酒贵，倒一杯地。你我都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但我们可以做那个年代懂感恩的人。毕竟，他们用命换来的，不只是今天的高楼大厦，还有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底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