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共产党员林正亨被枪决，囚车正巧经过他家门前，他猛然站起大声喊：保珠，快出来，我要上刑场了，保珠、保珠。 麻烦看官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的一个清晨，囚车的铁轮碾过青石路，发出低沉的“嘎吱”声，车厢里，一个身形削瘦的男人紧紧握着栏杆，满是旧伤的手背青筋突起。 他叫林正亨——那一声“保珠！”从他喉咙里迸出来，如同一枚子弹，穿透了空气，也穿透了命运。 那一刻，没有谁知道，这个声音会被历史记住。 林家的故事，其实得从他父亲林祖密说起，那是个有钱的台湾人，家里田连阡陌、商铺林立，可他偏偏觉得，活得太安逸不踏实。 甲午战败后，日本人要接收台湾，林祖密看着街上挂起的旭日旗，气得把手里的茶盏摔了个粉碎。 他说：“这日子不能过了，地再多也没用。”于是他真就卖田产、清铺子，揣着银元跑去找孙中山。 别人以为他疯了，他倒笑：“疯就疯吧，总得有人干点正经事。”后来，他在福建漳州扎下根，把宅院改成革命据点。 每到夜深人静，油灯下的身影像一面旗，照着那些还没睡的志士。 林正亨就是在那盏油灯的光下长大的，别的孩子玩弹珠，他被逼着背《民报》。 有一次，他问父亲：“咱们家为啥不要地了？”父亲指着墙上的地图，手指稳稳落在台湾的位置：因为国家比地大。地没了能再买，国家没了，咱们就没根。 那年林正亨才八岁，却记住了这句话。 后来父亲被反动派杀害，那天他跪在灵前，攥着父亲留下的一枚铜章——上头刻着“天下为公”四个字。 铜章冰冷，手却是热的，从那天起，他知道，父亲的路该由他接着走。 时间一晃到了抗战，林正亨从军校毕业，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就上了前线。 长沙会战的硝烟里，他带着一队士兵冲锋，子弹擦过脸颊，火药味呛得人眼泪直流。 左臂被打穿时，他只是低头看了一眼，撕块布自己包上，又继续往前。 战友骂他不要命，他晃晃手里的铜章，笑道：“我爹在天上看着我呢，怂可不行。”那笑有点倔，也有点少年气。 战胜日本后，他没歇多久，看到国民党抓壮丁、逼粮税，老百姓被折腾得苦不堪言，他心里的火又烧起来。 直到遇见共产党的人，听他们讲“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他才觉得，这才是父亲想要的“革命”，没多久，他就加入了党，成了地下工作者。 那时的台湾，风声鹤唳，他化名“阿亨”，在基隆港当搬运工。 每天肩上扛着几百斤的货，还笑着跟工人唠嗑，讲大陆的变化，讲共产党怎样让穷人分到地。 他的妻子保珠天天担心，劝他收敛点，他就一边抱着女儿一边打趣：“我这身板，扛麻袋都没问题，扛理想也不差。”保珠白他一眼，却也笑了，那是他们最后的安稳时光。 命运转弯总是不打招呼，1949年冬天，他被叛徒出卖抓捕。 监狱的日子，比战场还冷，鞭子抽、辣水灌、老虎凳坐到腿骨发黑，他始终不说一句，敌人问他怕不怕死，他反问：“怕？你们该怕。”声音不大，却让审讯室的灯都抖了几下。 直到那天早晨，囚车载着他出发，经过家门口时，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扇木门——门上还挂着他亲手修过的门环。 他的心一下被什么揪住了，猛地站起，抓着铁栏大喊：“保珠！快出来！我上刑场了！”声音嘶哑，却有力。 屋里的保珠正洗衣服，听到喊声，手里的木盆掉地上，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她的布鞋。 她光着脚冲出去，看到囚车拐弯，声音都带着哭：“正亨——！”可车已经远了，只剩下回音在街巷里颤。 有人说，那天的街很静，连风都不敢响，可那一声“保珠”，在岁月里回荡了几十年。 后来，人们在整理白色恐怖的史料时，总会提到他，在他的遗物里，有一张用指甲刻的纸片：“祖业可抛，信仰不丢；身死魂在，守我中华。”笔画歪歪斜斜，却比任何口号都硬气。 保珠活了很久，每年清明她都带着孩子去墓前，她会指着地图说：“你们爹，为的就是让这张地图上的每一块地连在一起。”孩子们听不太懂，只觉得母亲的眼神里有光。 林家的故事没写进多少教科书，但他们的信仰早刻进了土地，父亲卖田支援革命，儿子赴死守护统一，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中国人。 有人说林正亨是英雄，其实他只是个普通人。 只是那种，在大时代的浪潮里，仍然选择不低头的普通人，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语，却在最艰难的时刻喊出了最真的一句“保珠”。 那声呼喊，既是告别，也是誓言，哪怕时光过去七十多年，它依然提醒着我们——信仰，可以穿越生死，而家国的血脉，从来不会断。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