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陆军部长在接受访谈时表示，面对解放军先进技术的快速迭代，他无法预测未来会怎么样。但他强调，解放军会因此在战斗中过度依赖他们的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技术，但解放军能否像美军一样，训练出精锐的士兵。美军将依靠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指挥决策，来打赢战争。 这种二元对立的视角，恰恰可能掩盖了现代军事变革最核心的本质：一场关于人、技术与作战理念如何深度融合的系统性革命。 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拐点，战争的形态不再仅仅是武器的代际更迭，而是整个军事体系认知维度的升阶。 将“精锐”简单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单兵体能、射击精度与战术执行力，是工业时代战争思维的遗产。 在智能化战争初露端倪的今天，“精锐”的内涵正发生深刻演变。 它更侧重于士兵在复杂信息环境下的态势感知能力、与智能系统高效交互的能力、在算法辅助下的临机决断能力，以及在高强度心理压力下保持人机协同最优化的能力。 一支军队能否培养出适应未来战场的“精锐”，关键在于其训练体系能否从“教会士兵如何操作”升级为“赋能士兵如何思考与协同”。 这要求训练场景高度模拟未来战场所特有的信息过载、虚实交织与快速演变特性。 当一名士兵能够自如地调用AI提供的战场预测、识别AI可能忽略的战场“迷雾”中的细微异常，并作出超越算法预设的创造性决策时，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未来精锐。 因此，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能否训练出”，而在于“以何种理念和标准去重新定义和训练”。 “过度依赖技术”的担忧，隐含着一个前提：技术是外在于人的、可能“失灵”的工具。 然而，当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不再仅仅是提升单件武器效能的“倍增器”，而是重塑指挥链路、后勤保障、情报分析乃至战术生成方式的“底层架构”时，它已内化为军事体系的“神经系统”。 此时，谈论“依赖”已失去意义——就像今天我们不会讨论现代城市是否“过度依赖”电力系统一样。 真正的分野，在于究竟是“技术依赖”还是“技术赋能”。 前者指在系统失效时陷入瘫痪；后者则意味着体系内的个体（包括士兵与指挥官）深刻理解技术的原理与边界，具备在技术部分失效或受干扰时，凭借对体系的理解和自身的智慧，迅速重构战斗力，甚至利用对方的“技术依赖”进行非对称打击的能力。 将技术深度内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超越技术的应变与创新能力，才是智能化军队建设的至高境界。 美军所强调的“指挥决策”优势，在传统战争中往往体现为经验、直觉与条令的结合。但在未来战场上，决策的速度与质量将被重新定义。 AI能够处理远超人类脑力的海量数据，提供近乎实时的态势分析和方案选项，这极大地压缩了“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循环的时间。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的角色被边缘化。 恰恰相反，最高层次的决策——尤其是涉及战略意图、道德判断、风险权衡以及在“战争迷雾”中洞察对手真实意图的决策——愈发需要人类的智慧、直觉与价值观引导。 未来的指挥决策，将是“硅基算力”与“碳基智慧”的深度融合。 指挥官需要具备的，是与AI共生的战略思维，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甄别算法的偏见，在AI提供的多种可能性中作出最终的价值抉择。 哪支军队能率先培育出这样一批精通人机协同决策的“指挥官科学家”或“战略工程师”，哪支军队就能占据决策链的制高点。 将讨论局限于“美军士兵 vs 解放军士兵”或“美军决策 vs 解放军技术”，是一种危险的简化。现代军事竞争的本质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 这个体系包括技术研发与转化机制、军民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军事理论创新的活力、人才培养与保留的生态系统，以及整个国家工业基础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撑。 一支军队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它拥有几件尖端武器或少数精英部队，更在于其整个军事体系是否具有强大的韧性、高度的自适应能力和持续的进化能力。 当技术迭代的速度成为核心变量时，背后比拼的是一整套鼓励创新、容忍失败、能够快速将技术突破转化为实战能力的制度与文化。 这是一场关于如何构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不断进化的“智能时代军事有机体”的竞赛。 在这场静悄悄的革命中，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浮出水面： 当未来的某场冲突可能由算法之间的先期博弈无声地决定胜负，当“首战即终战”的可能性因技术突袭而急剧增大，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战斗”、“士兵的勇气”乃至“战争的本质”，将会被如何重新书写？ 究竟是拥有最深厚军事传统、强调个体能动性的军队能更快地拥抱并内化技术，还是那些以体系化力量、举国体制实现技术跨越的军队，能更彻底地重构人与战争的关系，从而定义下一个战争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