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64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说：“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 （参考资料：2016-07-13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毛泽东慨然面对生死） 毛主席对生死的看法，藏着一对奇特的矛盾，他跟记者埃德加·斯诺聊起自己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坦言那纯粹是“偶然性”。 可转头又对护士长吴旭君强调，死亡是辩证法的必然，是新陈代谢，甚至是一场值得庆祝的胜利。 这种张力，远不是一句“英雄无畏”能概括的，它贯穿了一生。 死亡对他来说，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在延安，一颗炸弹下来，卫士当场被撕碎，温热的血溅到了他身上。 长征路上，飞机轰炸，警卫班长胡昌保为了掩护他而牺牲，这个1930年参军的江西吉安小伙子，让他流下了眼泪。 这些经历，让他对生命的脆弱有最直接的体感。 更早的时候，1927年秋收起义前，他还被地主民团逮住过，他揣着几十块钱想买通押送的士兵，普通士兵动了心，但小队长不干。 就在离民团总部不到二百米的地方，他瞅准机会挣脱逃跑，躲进长满高草的水塘边，好几次搜捕的人就从身边走过。 那晚他光着脚走了一夜，最后靠着一个农民的帮助，用身上仅有的七块钱买了鞋、伞和吃的。 正是这些在生死边缘反复横跳的经历，让他总结出几个听起来土得掉渣，却无比深刻的军事常识：“人要吃饭”，后勤是命脉。 “走路要用脚”，指挥不能脱离实际；还有最关键的一条，“子弹能打死人”，兵力是宝贵的，不能瞎消耗。 他批评第五次反“围剿”的瞎指挥，就是因为那些人不懂这些。 但直面过无数次偶然的死亡威胁，他反而更透彻地思考着死亡的必然。 他甚至让护士长吴旭君去读《形式逻辑学》，然后第二天跟她玩起了三段论：“人都是要死的；我是人；所以我是会死的。”讲得冷静又清晰，像在讨论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 他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来形容这种新旧更替的自然法则，个体生命的终结，是为了给新事物让路，这在他看来，非但不是悲剧，反而是辩证法的胜利。 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常识？ 他对自己葬礼的设想更绝，他希望死后能开个庆祝会，大家要穿得鲜艳点，红的、花的都行，高高兴兴地来。 他还给吴旭君安排了发言稿，让她告诉大家：毛泽东死了是好事，要不然从古至今的人都活着，地球早装不下了。 晚年，他把这种豁达带到了国际舞台，他对基辛格说，自己收到了上帝的请柬，又跟福特开玩笑，说基辛格老是干涉他去见上帝。 他把衰老的身体比作供来访者参观的“展览品”，用幽默化解沉重。 这种超然的哲学思考，最终落实在了他对自己身后事的具体安排上。 他明确提出要火葬，而且希望把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他甚至想好了台词，要向鱼儿们“赔不是”：这辈子吃了不少鱼，现在让鱼吃我，你们长肥了，再为人民服务嘛，他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这个想法太超前了，吴旭君当场就拒绝，说自己不敢做。 但这并非他一时兴起，早在1956年，他就带头在一份《倡议实行火葬》的文件上签了名，后面跟着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一长串名字，倡议书说得很明白，土葬占地费木材，火葬更合理。 然而，历史的走向充满了吊诡，他生前大力倡导火葬，反对个人崇拜的繁文缛节，但最终他的遗体却被保留下来，安放在纪念堂中。 很多年后，邓小平对法拉奇解释说，这是当时为了求得政治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其实违背了毛主席本人的意愿。 一个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如何从“偶然”的幸存走向“必然”的物质循环，并试图为自己安排一场最彻底唯物主义告别的人，最终却以一个永恒政治符号的形式，留在了他曾想回归的物质世界里。 这或许是他那套辩证法里，最深刻也最无奈的一个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