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外交天才顾维钧被骗回国与张润娥完婚，而他却在母亲房中躲了两晚，没想到第3天晚上张润娥找他同寝，顾维钧不肯碰她，还说：“房间够大，床也很宽敞，你一个人睡足矣，从此沙发是我的。” 然而，一封来自国内的家书打乱了所有节奏。信中，父亲顾溶以 “母亲病重，盼子归乡尽孝” 为由，催促他即刻回国。顾维钧自幼与母亲感情深厚，接到信后心急如焚，当即向学校申请休学，辗转两个月回到上海。 可当他踏入家门，看到的却是精神矍铄的母亲与满院喜庆的红绸 —— 所谓 “病重” 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父亲拉着他的手，语气恳切：“儿啊，张家与咱家是世交，润娥姑娘知书达理，这门亲事早在你出国前就定下了，如今你学成归来，正好完婚。” 顾维钧如遭雷击。他出国前虽听闻父亲提及过与张家的婚约，却从未明确应允，如今父亲竟用 “孝道” 设局，逼迫他接受这桩包办婚姻。看着眼前陌生的张润娥，这位接受西方自由思想熏陶的青年，内心充满抗拒：他渴望的是基于爱情的婚姻，而非传统礼教束缚下的利益结合。 婚礼按传统礼仪如期举行。红烛高照的新房内，盖着红盖头的张润娥端坐床沿，顾维钧却始终面色凝重。他看着眼前这位素未谋面的新娘，想起自己在纽约时与同学探讨的 “婚姻自主” 理念，心中的抵触愈发强烈。 当晚，顾维钧以 “旅途劳顿，需静养” 为由，躲进了母亲的房间。母亲看着儿子疲惫又抗拒的模样，虽心疼却也无奈：“儿啊，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是老规矩，润娥是个好姑娘，你就试着接纳她吧。” 顾维钧沉默不语，只是在母亲房间的躺椅上将就了一夜。 第二晚，他依旧找借口避开新房。张润娥虽出身传统家庭，却也察觉出丈夫的抗拒。她没有哭闹，只是默默整理着顾维钧的衣物，眼底藏着难以掩饰的失落。 到了第三晚，顾维钧再也无法回避。当他走进新房，张润娥起身轻声说：“夫君，夜深了，该歇息了。” 顾维钧却径直走向墙角的沙发，放下被褥后转身对她说：“房间够大，床也很宽敞，你一个人睡足矣，从此沙发是我的。” 这句话如冷水浇头，张润娥的眼圈瞬间泛红。她想质问，却又碍于礼教无从开口，只能默默回到床上，任由泪水浸湿枕巾。顾维钧躺在沙发上，听着身旁细微的啜泣声，内心并非毫无波澜，但对自由婚姻的坚守，让他不愿妥协。 顾维钧的抗拒并非毫无缘由。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思想碰撞的剧烈变革期。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新式学堂兴起，西方自由、平等思想逐渐传入，年轻一代开始追求个人权利与婚姻自主。但在广大地区，传统礼教仍根深蒂固，父母包办婚姻仍是主流。 顾维钧的父亲顾溶，作为传统士绅，秉持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观念，认为这桩婚约既能维系家族间的情谊，也能为顾维钧的未来铺路 —— 张家在上海商界颇具影响力，对顾维钧日后发展或许有助益。可他从未考虑过儿子的想法，更未意识到，接受西方教育的顾维钧，早已不再认同传统的婚姻模式。 而张润娥，作为传统女性的代表，虽接受了丈夫的拒绝，却也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女子嫁入夫家后若无法与丈夫和睦相处，不仅会遭人非议，甚至可能被视为 “失德”。但她没有抱怨，只是默默承担起家庭责任，照顾公婆，打理家事，用隐忍诠释着传统女性的坚韧。 顾维钧在婚后的日子里，始终坚守着 “沙发之约”。他一方面不愿违背内心的信念，另一方面也不忍过分伤害张润娥，只能在这种矛盾中煎熬。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成了他心中难以言说的痛。 第四章 挣脱束缚与各自的归宿 1909 年，清政府设立外务部，急需外交人才。顾维钧得知消息后，毅然决定北上应聘。他向父亲表明心意：“我志在外交，若困于家庭琐事，终将一事无成。” 父亲虽不情愿，但也深知儿子的志向，最终同意他前往北京。 顾维钧离开上海前，与张润娥进行了一次坦诚的谈话。他说：“润娥，我知道这段婚姻让你受了委屈。但我无法违背自己的内心，更无法给你想要的幸福。若你愿意，我们可以解除婚约，你再寻良缘。” 张润娥沉默许久，最终摇了摇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既然嫁入顾家，就会守好这个家。你放心去追求你的理想吧。” 顾维钧带着复杂的心情北上，凭借出色的能力很快在外务部崭露头角，开启了传奇的外交生涯。而张润娥则留在上海，继续照顾顾家老小。后来，顾维钧在外交领域声名鹊起，曾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据理力争维护国家主权，成为享誉世界的外交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顾维钧与张润娥的婚姻也逐渐走到了尽头。在双方家族的协商下，两人最终解除婚约。张润娥此后未再改嫁，专注于公益事业，在当地赢得了人们的尊重。顾维钧则在后来的人生中，遇到了真正志同道合的伴侣，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1908 年的这段无奈婚约，虽以解除告终，却折射出清末民初新旧思想交锋下，个人命运的挣扎与抉择。顾维钧对自由婚姻的坚守，张润娥的隐忍与包容，都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