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时候，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一个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戴上耳机，侦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第二天，他便向上司北平行营电检科科长赵容德报告了这一情况。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有关国统区的各类情报，要求北平情报小组尽可能多地提供秘密情报和公开信息等。设在北平的秘密电台每天都要向中央发报，有时发报时间长达7个小时之久，而长时间高频率地发报，很容易被敌特监听。
赵容德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把无线电侦测台架到美式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测。敌特使用的无线电侦测台由美国提供，技术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方位。电台侦测车很快确定了秘密电台设在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方圆500米内，发报时间约在每日清晨6点钟。这一范围内居民密集，一个院落有多户人家，电台侦测车不可能精确定位到哪一具体住户。即便是确定了某个院落，如果直接挨家挨户搜查，也会惊动电台操作人员，很可能失去线索。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是在一定范围内分区停电，如果秘密电台发报时电台的信号突然消失，就可以判定其大致方位；另一种方法是在判定的大致范围内逐户查电费。当时电灯、收音机是主要的耗电电器，而秘密电台功率一般为50瓦或100瓦。哪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很可能就设有电台，但这种办法也难以把电台发报人员当场擒获。怎样才能查出秘密电台的准确位置呢？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起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人员，人称“草上飞”的段云鹏。
段云鹏擅长轻功，能飞檐走壁。谷正文命令他每天清晨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他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6点10分开灯，刷牙洗脸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7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突然采取行动，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进行紧急搜查。段云鹏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当时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仍然继续拍发电报。然而待他收拾设备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一帮特务破门而入，当即抓捕了两对夫妇，分别是电台负责人李政宣及妻子张厚佩（译电员）、报务员孟良玉及妻子李毓萍（译电员）。更令特务们惊喜若狂的是，在查获电台和刚发出的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卧室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查抄出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党北平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稿。按照党的秘密工作保密纪律规定，报务人员接到要报送的情报后，在发报之前，要变换成精练的电报文稿；发报后必须立即将情报文稿和电报稿全部销毁。然而，李政宣没有严格执行保密纪律规定，将本该销毁的文稿随意存放在床底下。就这样，敌特组织很快破获了我党北平地下情报系统，缴获了我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加之李政宣等人在审讯时先后叛变，出卖了地下组织的秘密信息，成为中共北方情报系统遭敌破坏的爆炸点。
李政宣被捕后，经特务连夜审讯，首先供出了董剑平等人。特务随即逮捕了董剑平、董肇筠、余心清等人。后来特务又突击审讯，董剑平供出自己联系的情工人员。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5位重要情报工作人员相继牵连被捕入狱。
特务人员立即逮捕了田仲英，从田的住处搜查出一张袁永熙的名片，随即又将袁永熙、陈琏夫妇逮捕。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陈布雷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女儿、女婿“涉共”被捕，
除此之外，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也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保定绥靖公署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此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中有22名将校级军官被捕。
一个夫妻吵架引发的故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