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刘强东 680 分考上中国人民大学，1994 年，伍继红 692 分考上中国人民大学。2017 年，刘强东向母校捐了 3 亿，伍继红是低保户的六个孩子妈。 1992 年 9 月，刘强东背着装满衣物的帆布包走进人大校园，社会学系的课程没让他满足于书本知识。 课余时间，他总泡在中关村，看着柜台里的电子产品流通，偷偷记下商户的经营模式；周末还去批发市场进货，在学校宿舍卖磁带、贺卡，赚来的钱除了生活费，全存起来当作未来的 “创业基金”。 两年后，伍继红进入人大档案学院，她的大学生活更偏向传统轨迹：每天按时上课、泡图书馆，笔记记得工工整整，目标是毕业后能进入体制内，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让广东老家的父母放心。 1996 年毕业季，两人的人生第一次出现明显分岔。 刘强东拒绝了家乡宿迁的公务员分配名额，拿着攒下的 5000 元，在中关村租下一个 10 平米的柜台，取名 “京东多媒体”，卖光盘和刻录机。 那时电商还没兴起，他每天早上 6 点开门，凌晨 2 点关门，遇到客户砍价，宁愿少赚也要成交，半年就把柜台扩展到 3 个。 同一时期，伍继红抱着 “铁饭碗” 的想法，连续 3 次报考北京公务员，笔试都顺利通过，却在面试环节屡屡碰壁 —— 她说话轻声细语，面对考官的追问容易紧张，始终没能跨过最后一道坎。 1998 年，刘强东的生意遇到第一次危机。 城管严查中关村无证摊位，他的柜台被查封，损失近 10 万元。但他没回老家，反而借了 2 万元，在写字楼里开起 “办公室式门店”，还雇了 2 个员工，开始做企业客户的批发业务。 而伍继红此时刚在广州一家国企找到档案管理的工作，朝九晚五的节奏本让她安心，可办公室里的人际关系让她无所适从：同事间的聚餐她总找借口推脱，领导交代的额外任务她不知如何拒绝，不到一年就因 “不适应团队氛围” 主动离职。 2003 年是两人命运的关键分水岭。 非典疫情爆发，中关村线下生意停摆，刘强东咬牙关闭所有门店，把业务搬到网上，每天带着员工打包、发货，第一个月就接到 5000 单订单，京东电商的雏形就此形成。 也是这一年，伍继红的第一任丈夫因急性病去世，留下她和 2 岁的孩子。没了经济来源，她只能带着孩子回到广东连平的农村老家，靠打零工勉强糊口。 看着昔日同学有的进了外企，有的考上研究生，她的自信心一点点垮掉，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当地一名农民。 2010 年，刘强东带着京东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敲钟时他特意提到当年中关村的柜台，说 “是那些苦日子让我知道怎么扛过去”。 此时的伍继红已经是 4 个孩子的母亲，一家六口挤在不足 60 平米的土坯房里，丈夫靠种水稻和打工赚钱，她在家照顾孩子，偶尔帮邻居缝补衣服换点零钱。 村里有人知道她是人大毕业生，偶尔会来问 “为啥不出去找份好工作”，她总是笑着摇头，转身却躲进屋里抹眼泪 —— 多年没接触专业知识，加上要照顾孩子，她早已没了走出农村的勇气。 2017 年，刘强东的 3 亿捐款让人大校园里多了一栋 “京东楼”，媒体报道里满是他的创业故事。 也是这一年，广东当地媒体偶然发现了伍继红的境遇：破旧的房屋里，墙上贴着孩子们的奖状，她的人大毕业证书被压在抽屉最底层，封面已经泛黄。 报道发出后，人大校友会很快联系到她，校友们凑钱帮她翻新了房屋，还在县城的档案馆给她找了份档案整理的工作，月薪 3000 元；孩子们的学费由校友基金承担，老大还被推荐到县里的重点中学读书。 如今再看两人的生活，刘强东仍活跃在商业领域，偶尔回校给学弟学妹分享创业经验；伍继红每天按时上下班，下班后接孩子放学，周末会带着孩子们去县城的图书馆看书。 有人说两人的差异是 “性格决定命运”，可细想下来，时代机遇的把握、应对挫折的能力，甚至社会兜底保障的及时与否，都在推着他们走向不同方向。 刘强东敢闯敢拼，赶上了电商崛起的浪潮；伍继红在人生低谷时，若能有更早的帮扶，或许也能走出困境。 这个故事从来不是 “学霸与学渣” 的对比，而是告诉我们：人生很长，高考分数只是起点，遇到风浪时的支撑与勇气，才是走下去的关键。 而对社会来说，看到那些暂时掉队的人，伸出援手，比歌颂成功者更有温度。 信源：《从人大毕业到赤贫之家，这19年伍继红到底经历了什么？》——红星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