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男子与妻子离婚后，女儿由男子抚养，不料，男子刚离婚就打起女儿名下价值1160万元房产的主意，他利用监护人身份，偷偷以女儿名义与自己签订赠与合同，将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随后迅速转卖给他人。女儿成年后，偶然查询房产信息时，震惊地发现自己的房产早已不翼而飞，遂一纸诉状将父亲告上法庭，请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赔偿1000余万元损失。法院这样判决。 王先生（化名）与张女士（化名）曾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两人于2001年登记结婚，次年迎来了女儿王粒（化名）。 2007年，夫妇二人在北京购置了一套房产，出于对女儿的疼爱，他们特意将房产登记在当时年仅5岁的王粒名下。 这套房产在随后几年里大幅升值，到2016年时市场价值已达1160万元。 2016年，王先生与张女士的感情突然出现问题，争吵不断，婚姻走到尽头，协商离婚不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离婚，女儿王粒由父亲王先生抚养。 在离婚判决中，法院明确认定登记在王粒名下的房产属于其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未作分割。 离婚后不久，王先生做出了一個令人震惊的举动。 王先生以监护人身份，代理当时年仅14岁的王粒，与自己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将王粒名下的房产无偿赠与本人。 随后，王先生自行办理了过户手续，并将房屋出售给第三方。 2023年，已经成年的王粒在查询个人房产信息时，意外发现名下的房产早已被转让。 经过进一步了解，王粒得知父亲在七年前的所作所为，王粒认为父亲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索赔房屋损失1160万元。 在庭审过程中，王粒及王先生、张女士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理由。 王粒诉称，涉案房屋是她的个人财产，父亲作为监护人，本应保护她的合法权益，却擅自处分其财产，这种行为明显违法。 她强调，在整个过程中，她完全不知情，也没有表达过同意的意思。 王先生辩称，他处分房产是为了筹集资金供女儿出国留学，同时也要支付离婚判决中确定需要付给张女士的款项。 他认为作为法定监护人，有权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处分财产。 作为第三人的张女士则表示，王先生在离婚后短短数日内就办理了赠与手续，明显是出于个人目的。 她认为王先生所谓的"为女儿利益"之说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资金需求。 法院会怎么判决呢？ 《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不动产所有权采取登记公示主义，即房产证上登记的名字是谁，法律就推定谁是所有权人。王粒作为登记权利人，是该房屋的唯一合法所有权人。 王先生和张女士作为出资人，其出资行为在法律上可被视为对女儿王粒的赠与，一旦赠与完成且登记过户，财产所有权即发生转移，赠与物便成为受赠人王粒的个人财产。 可见，王粒是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父母已丧失了对该财产的所有权，仅可以基于监护人的身份享有管理权，而非处分权。 王先生代理王粒与自己签署赠与合同，该行为属于自己代理，且严重侵害了被监护人王粒的合法权益，与监护人职责相悖。 《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 王先生利用自己既是监护人又是代理人的双重身份，瞒着王粒，将王粒房产赠与自己，构成自己代理，而王粒直至成年后发现才知晓，根本不存在追认的可能。 而且，王先生将巨额房产无偿赠与给自己，显然不是为了王粒的利益，王先生将售房款用于支付其对前妻的个人债务，这更是直接损害王粒利益、满足个人利益的明证。 王先生在处分如此重大财产时，既未征求当时已14岁、具备一定认知能力的王粒的意见，也未向其他利害关系人披露，程序上严重违法。 在诉讼中，王先生声称款项用于女儿留学，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因此，该赠与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自始、当然、确定地无效。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既然赠与合同被确认为无效，王先生基于该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即房屋出售所得价款1160万元就失去了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权利人王粒。 由于房屋已由王先生出售给善意第三人，无法原物返还，故依法应折价补偿。 最终，法院判决王先生赔偿王粒1160万元。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