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放他“鸽子”，对方也很郁闷，一起入京开会又刻意保持距离？ “老丁，这回真打算跟我同机进京？”——1975年2月，南京军区机关大楼走廊里，王平压低声音问。丁盛微微一笑，没有正面回答。那短暂的沉默，后来被不少军区干部反复揣摩。 丁盛调到南京，是在1973年岁末。中央当时着手打破野战军出身的“山头”现象，四野干部空降三野根据地，就是具体举措之一。丁盛被任命为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却主持日常工作，权责极重。对他而言，熟悉的长江岸线与当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的旧记忆重叠，但指挥系统的陌生感更强烈——绝大多数师、团主官都出自华东系，这里讲的是“老三野的规矩”。 在这种背景下，他主动去看望被“冷处理”近两年的王平。王平原本是炮兵出身的大区级政工老将，因政治风云骤变被暂时搁置。南京城里对王平的警卫规格没有官方文件，却默认大幅缩水——外出要报备，老部下不敢登门，能来探望的只有看得见底的几个人情往来。丁盛却偏偏不避嫌。一次斟茶间，他笑着说：“老首长，南京的雨水比广州小，可风还挺刮人，你得多动动。”一句看似随意的关心，让王平的处境顿觉生暖。 王平与丁盛结识早，最早可追溯到1935年娄山关。那时王平是红三军团某团团长，丁盛则是一个连的指导员。真正建立信任，是在朝鲜战场。20兵团指挥54军攻势激烈，王平任兵团政委，丁盛作为54军参谋长，配合同步完备了战例经验。战后，双方在桂林、广州等地都有交集。军事、政治、人情，层层叠加，形成了别人难以替代的“老伙计”关系。 1973年底，丁盛空降南京后，首批排到他案头的就是军区代管南京军事学院“遗留干部”的编制表。王平名列其中，却写着“暂缓任用”。丁盛心里清楚，中央未下结论，他也插不上手，但改善生活条件总可行。派车接送、减少外出报备、派军区副司令带肉去探望——一连串“小动作”，让基层传出风声：老四野来的人情味挺足。 不过，好关系并非无裂缝。1975年初，军委办公厅电话通知：两人一同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前的部队负责干部学习班。丁盛当即口头约王平：同机去北京，时间比火车短。“首长年纪大了，飞机省事。”王平欣然应下。可就在起飞前一晚，丁盛通过参谋传话，称军委临时调整机位，他自己改乘另一架军用运输机，王平则自行安排。王平只得连夜去火车站凭介绍信买卧铺票。对一个已被边缘化多年、还不知道“北京打算让他干什么”的老政委，这反差难免让他心里打鼓。 列车从南京西站开出那天是阴天，王平坐在软卧车厢发呆。按照军区惯例，去京开会即“上交”，不少干部都要汇报思想、填表格，他却手里空空。同行的秘书好奇：“首长，丁司令为什么突然不坐同一架飞机？”王平把窗帘放下，只说了一句：“工作要紧，人别多心。”能听出，他自己也没有把话说明白。 北京的学习班进行得异常简短，只是半天文件宣读与政策说明。真正的关键，是王平被通知列席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并列入代表名单。那意味着，中央对他的“结论”基本明朗。更让王平意外的是，会议结束当天，他没见到丁盛——两人住在同一栋大院，丁盛却像故意错过。有人猜测，或许是军委另行谈话，也有人说这是为了避免外界把“老四野—老三野”的复合关系过度解读。总之，两位老同志在北京几乎零交集。 1975年4月，王平再度被叫进京，正式宣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政委。文件是由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王新亭宣读。离开会场时，王平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国徽，没多说话。回到南京的火车上，他这才松口气：“三年多的沉默，总算有了句号。”坐在对面的军区干部只听见这句，车厢里随即安静下来。 回顾这段插曲，有几个细节值得玩味。其一，丁盛空降南京，本身就携带中央“打破山头”的明确信号，越是与“三野”身份标签强烈的王平接近，就越容易引发联想。其二，飞行座位临时调整，多半是出于政治敏感，而不是人情冷淡。那几年，高层对“集体行动”“小圈子”极度警惕，甚至并肩照张相也会被放大解读。其三，王平复出时间点与全国人大召开节奏高度契合，说明组织部门对“何时为老干部恢复职务”自有盘算，丁盛个人难以左右。换句话说，不同交通工具、不同下榻地点，看似冷淡，实为时代背景下的自我保护。 有意思的是，王平走马上任炮兵政委后，南京军区很多业务文件需要请示炮兵总部。名义上是“友军单位”，实则又回到过去上下级的协作模式。看似疏远的两人，反而在专业层面出现频繁对接。只是，他们再未公开提及那次“放鸽子”经历。或许，在军队这种等级森严、政治氛围浓重的环境里，解释得越多，反而越显苍白。保持距离，干好工作，成了双方默认的相处方式。 不得不说，这短短两三年，是丁盛、王平个人履历里的一个小波折，却折射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解放军内部干部流动的复杂样态。中央下决心整合野战军派系，推行跨区任职；各大军区既要执行，又要顾及部队情绪；被边缘的老将想重新登场，却必须等待政治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