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返军队，叶帅让他主持总后工作，罗瑞卿通知他负责国防工业！ “1977年8月12日傍晚，飞机落地首都机场那一刻，你可算回来了！”迎接人员一句半玩笑半感慨的话，把洪学智从发动机的轰鸣声里拉回现实。十七年，东北的寒风、吉林的车间、地方工业的琐碎，全都留在舷窗后面，他再一次踏上军队的土地。 从1960年离开北京到1977年重返，世事早已换了样。文化大革命的尘埃刚刚落定，十一大召开在即，街头彩旗招展。洪学智被直接带去人民大会堂旁的招待所，行李刚放下，秘书就通知：“明早，叶帅请您谈谈。”没人说明谈什么，但外界种种风声凑在一起——总后勤部要起大手术。 次日清晨，叶剑英的办公室透着简朴。短暂寒暄后，叶帅直入主题：“总后这两年问题不少，张宗逊身体又撑不住，你过去摸过那口锅，现在还得端起来。”语气不疾不徐，却没有商量的余地。洪学智心中波澜却未显于面，敬了一礼，只回答一个“是”。 话音未落，叶帅忽又补一句：“下午去趟罗瑞卿家，他刚兼任军委秘书长，有些新安排同你碰头。”这句话让刚刚平稳的心境又起了变化。总后？还是别的？他想不出答案，只能按时赴约。 罗瑞卿家在玉泉路。见面没多久，老罗先把烟递过来，紧接着抛出一句：“总后可以有人顶，你这边，国防工业办缺个能拍板的主任。”言辞爽快，像当年突击训练时一句口令一动作。洪学智愣了几秒：常规武器生产，自己没真正干过；可细一想，吉林重工业厅几年摸爬滚打，从钢材到机床，流程他并不陌生。罗瑞卿看他神色，接道：“常规武器跟民用工业有区别，但道理相通。边境那点事，你清楚，仗也许来得很快。” 1977年下半年，边境摩擦的电报接二连三。中央暗地里批准一份作战设想，要求一年内完成若干关键弹药、火炮的增产试制。国防工业办人手不足，决策断档，多家兵工厂一天跑不完的瓶颈报告。洪学智接令，没提任何条件。 到任第一件事，他把全国二十多家兵工骨干厂分成三个片区，派出驻厂军代表，同步盯技术改造、试制进度、运输配额。有人担心他“外行领导内行”，他就在会议上摊开图纸：“口径、初速、膛压指标如果拉不齐，火炮就只能在阅兵场摆设。”场面瞬间安静。 有意思的是，那时全国钢材紧张，他把自己曾经主管民用工业时积累的人脉用上了：动员东北老伙伴把几条老旧生产线挪给兵工；调湖北几家机床厂夜班加开；甚至请铁道部优先挂车皮。同行调侃：“洪部长这是把地方工业履历当军工通行证。”可进度就是快，一个季度搞定弹药、火炮、坦克零件配套。 时间来到1978年夏，西南前线小规模交火愈加频繁。中央军委一纸加急文件：常规武器产量再翻一番。同年秋，广交会首次出现“七二式”轻武器样枪，这是兵器工业对外展示的第一面旗。成交额58万美元，看似小数，意义却大——装备能进售后服务，零部件跟踪生产链就能稳住。 1979年初，反击作战计划成稿，洪学智坐在作战会议室，看着弹药表格一个个被划掉“缺”号。有人问他：“这一年多真不轻松吧？”洪学智只抿了一口已经冷掉的茶：“打仗要算细账，子弹不够，再好的战术都是白搭。”一个月后，山坡上的122毫米榴弹炮把这种“细账”兑现成火光。 战事结束，总参谋部领导班子大调整。张震调任副总长，总后缺口再次摆到桌面。高层商议，认为洪学智主抓的兵工体系已步入正轨，需要新的系统人马接续，而总后勤部的改革始终未落到根子上，于是又一次文件飞抵洪学智办公室：“调你回总后，主持整改，任期即日生效。” 短短两年辗转两大要害部门，洪学智在将军圈里被称“灭火队长”。有人替他鸣不平，说国防工业正蒸蒸日上，此时抽人不是坏事吗？可另一派认为，后勤是军队基座，如果账目、人事、运输、卫生瘫了，再多火炮也打不出战力。站在1979年的节点，这场讨论并未走向定论，却折射出高层对“战后恢复”和“长远建设”的两难。 不得不说，洪学智的经历凸显一个时代的特质——高层对干部多面手的偏爱。政治、教育、后勤、工业，他都插过手。原因很简单：资源有限，敌情逼近，谁能迅速“对齐口径”谁就能被放到关键位置。与之相比，所谓“专业背景”反倒往后排。 1980年夏，刚回总后勤部的他巡访西北某野战医院。看到帐篷里伏案写报告的年轻军医，他轻声问：“缺什么？”军医以为这是例行公事，回答说：“急救包和运输车。”第二天补给车就抵达，车斗上捆着整整三排军绿色木箱。没有仪式，也没有媒体跟拍，但现场所有人都记住了那句“缺什么”。对后勤来说，问准需求，再快出手，便是全部意义。 此后数年，总后在编制、基建、医卫、油料上推行一系列整顿。纪律多了几条，人却反而轻松，因为流程通了。兵工那边，洪学智的接任者把常规武器增产目标进一步提高。敏感年份里，这两条战线互为犄角，一头保生产，一头保供应，活像两块严密咬合的齿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