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企图固守长沙，胡琏和宋希濂同时抗命，何应钦：我只有辞职 “1949年6月15日凌晨一点半，你的十二兵团必须北上赣江！”电话那端，何应钦把嗓门拉到极高。值班军官愣住，只听见另一头传来胡琏冷冷一句：“我还在找船，走不开。” 华中前线正溃不成军。四野先头部队跨过长江以后，江西成了汉水与浙闽之间唯一的缓冲。李宗仁想守武汉守不住，白崇禧索性把长官公署搬进长沙，把曾经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当模板，打算再演一次“以水网制敌”的旧戏。可问题摆在眼前：湘北、赣北两翼空虚，没有援军掩护，主阵地根本撑不住。 白崇禧于是给广州的何应钦发加急电报，明言二事：第一，请把刚从青岛撤下来的刘安祺第二十一兵团拨来湘北；第二，请把在上饶练兵的胡琏十二兵团调到赣北。何应钦念桂系旧情，当夜批准，可在南京的电台旁边还坐着另一位耳朵最尖的人——已下野却遥控全局的蒋介石。 蒋介石心里有小算盘。对他而言，东南沿海才是真正的退路，桂系只是挡风玻璃。十二兵团是“土木系”的种子部队，打碎了还能发芽，怎么能让白崇禧拿去当消耗品？于是他通过上海虹口医院的旧线索，直接向胡琏下达口令：“沿浙赣铁路南撤汀州，再到潮汕，必要时上船来台。” 刚接完电话的胡琏会心一笑，马上切断与长沙、广州联络，口头通知部下：“向南走，甭管别人怎么说。”这支部队两个月前才在江西横扫十几个县城强拉了四万壮丁，平均每支驳壳枪后面站着半个哭泣的家庭。加上从双堆集漏网的两千老兵，十二兵团外强中干却人数庞大。 胡琏南逃的同时，常德方向也出故障。宋希濂手握十四、二十两个兵团，原本该顶在湘西，封锁洞庭湖西岸。可五月的宜沙一役打得他心惊胆战，退到恩施后再没前进的意思。六月底，何应钦越洋电话接进恩施，语气带着师长训学生的味道：“湘西空了，你立刻回常德。”电话那头很平静：“部长，我只听老总的。”说罢“啪”地挂断。 同一时间，长沙作战室里白崇禧摔碎茶杯。左翼赣北没人，右翼湘西也没人，剩下的陈明仁、黄杰兵团再硬，也架不住四面漏风。桂系将领私下嘀咕：“长沙城墙再厚也守不住空气。”陈明仁趁机和程潜暗暗来往，两人决定“宁做完人不做残兵”，约定八月初在长沙宣布起义。 7月下旬，局势彻底崩溃。胡琏十二兵团已抵潮汕，他把缺额补满到九万人，顺便在丰顺、揭阳一带又搞出几个“寡妇村”。 宋希濂则越退越西，干脆把司令部设到川东山沟。四野、二野联手的“湘赣战役”一展开，长沙外围根本没人抵抗，步兵排几乎是开门进城。何应钦在广州得到损耗数字：五十多万桂系部队一个月只交上四千六百名俘虏。他当场怔住：“这哪是打仗，这是赛跑！” 8月4日夜，长沙电台播出程潜、陈明仁联合通电。白崇禧立刻挥令主力南逃衡阳，剩下大批溃兵朝衡阳方向蜂拥。衡阳、宝庆之间铁路线被挤得水泄不通。桂系想打“衡宝决战”挽回面子，却被四野钟伟第49军先手重拳，青树坪一夜，桂军脑袋晕到今生。 广州国府内，何应钦面色灰败。李宗仁劝他留任，他苦笑：“我能走的路只剩逃亡和自尽。”嘴上说绝望，心里明白其实前方已无人肯听他指挥。 几天后，他象征性递出辞呈，阎锡山顺势接盘，成了名义上的国防首长。 胡琏在潮汕等来的却不是赣北的命令，而是“开赴金门”四个字。10月初，他押着第18、第19两军转舵北上。彼时大金门只有李良荣的二十二兵团残部两万人，三野十兵团判断“问题不大”，让叶飞只派28军渡海。 24日夜，胡琏舰队抵金门外海，第一批两个团已抢滩，就像提前埋进沙里的钉子。28军先遣营登陆时，敌情陡增到六万人。岛上枪声如同铁锤砸鼓，声浪把夜色震碎。闽南渔民回忆：“海面通红，好像又一条火龙在水上翻滚。” 金门一役，28军八千官兵孤军奋战，打到弹尽人亡，仍然割掉胡琏两军上万伤亡。当最后的冲锋号哑掉，岛上只剩硝烟和滚烫的弹壳，而胡琏靠着被抓丁撑起来的数字优势守住了金门。这一战也让台湾当局坚信“岛链保卫”政策可行，后面几十年的台海局面从此写下难以抹去的注脚。 而在大陆，四野旋即在衡宝、广西两战中连环出击，把白崇禧半生积攒的桂系王牌打得七零八落。宋希濂带着残部龟缩川东，最后在解放军西南战役合围后缴械；胡琏守岛，白崇禧逃港，刘安祺、黄杰不是掉队就是被俘。至此，何应钦那句“我只有辞职”成了当年国民党高层集体失控的注解。 有意思的是，十年前长沙战火硝烟催生过抗日神话，十年后同一座城却用不起一支像样的守军。原因并不复杂：山河依旧，兵心已散；枪械再好，指挥却分裂。试想一下，当最关键的两支部队在同一天掉头跑路，任何作战计划都只剩纸面价值。历史不会为谁停留，它只会记录谁在最后一刻掉链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