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湖自尽于北京西城太平湖，在投湖自尽前，他特别舍不得自己最疼爱的孙女，在出大门前，他走到院子中间，把唯一的孙女小月叫出来，小月刚刚三岁，老舍郑重地向自己的孙女小月说：和爷爷说再见。 太平湖这个名字听起来总让人觉得安宁，可如果你穿越回1958年，这片地方原本只是个臭气熏天的苇坑。 那年春天，附近的居民和部队扛起锄头，三里长、一里宽的土地被硬生生改造成了城市里的新湖，湖岸栽了柳树松树，环湖小道通到一座孤岛。 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戏的、孩子们练声的、居民夏天来捕鱼的，太平湖成了那一带最热闹的公共空间。 可这种热闹跟老舍没啥直接关系，他住在灯市口，离那湖有一段距离，要说他为什么去了太平湖，还得往他心里头去找。 他母亲晚年住过观音庵胡同，离太平湖不远，那是他儿时常去的地方，他年轻时又在北京北郊做过劝学员，路也熟。 而更复杂的是，老舍一生的作品里，总有水，总有人选择沉入水底，从《四世同堂》到《茶馆》，他写下的好人，不是死于牢狱，就是漂在河里，那是一种逃脱，是一种清洗。 更特别的是，有目击者说，老舍最后一天早晨就坐在湖边，看着水，一坐就是一天，没吃没喝，谁都没打扰他，就像湖面那么平静。 他不是仓促逃跑，而像是赴一场自己早就决定的告别，这个地点，这个方式，或许在他心里酝酿了很久，只等那个世界给他最后一记重击。 真正把他推到太平湖边的，不是某个政策，也不是一句批语，而是一场极具羞辱感的“示众”。 8月23日那天，红卫兵闯进北京市文联，把老舍和一群作家揪出来，统一挂牌子，推到孔庙去游街，他们脖子上挂着“反革命”大字，被迫跪在灰尘堆里，脑袋低着，一动不敢动。 有的被踢翻，有的嘴角流血，而老舍则被一件带血的水袖捆住手臂，三小时没人救，没人敢吭声。 那天的批斗，不只是一顿暴力，它像一面镜子，把身边人都照了个通透，人群中传出一句“他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人”，一句话引爆了红卫兵的愤怒，而喊出这句话的女人，正是他熟悉的人。 他没回嘴，只是看了她一眼，眼神里什么都有，唯独没有怒气，那种看透了又无力挣脱的绝望，是旁人感受不到的。 批斗结束回到文联，他还要面对新一波串联而来的外地红卫兵，那些人比前面那拨更年轻、更亢奋，他没求情，也没解释，唯一反应就是和他们吵了几句。 这几句话，就成了他第二天被加重批斗的理由，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浩然看出情况不对，把他临时转交派出所，本想缓一缓。 但当晚，老舍还是被妻儿接了回来，名义上是“次日再去报道”，可谁都没想到，那一夜，他早就不打算回来。 在那个时代，老舍是几乎没人敢轻视的名字，写出《龙须沟》的他，是新中国第一个被官方授予“人民艺术家”的作家，写作、演讲、参加慰问团，去抗美援朝前线，穿着志愿军军装走进战地。 他不仅是文坛代表，更是政治形象的符号。他笔下的“茶馆”，成了时代气息最真实的舞台，他的书走出国门，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光《骆驼祥子》俄语版就印了七十多万册，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到六十年代初，却像被按了“静音键”。 这一切落差，他其实早就心里有数，真正让他绝望的，不只是批斗那一晚的血和辱，而是那扇没人开的门。 他拖着伤，敲门敲了很久，风吹在身上，他裹着破外衣发抖，他等来的不是一个回应，而是彻底的沉默，那扇门关上的，不只是家的归处，也是他对整个社会最后的信任。 老舍死后，没有人立刻喊他“烈士”，相反，北京市文联给出了一张冷冰冰的纸条：“自绝于人民”，按照当时的规定，他连骨灰都不被允许留下。 儿子舒乙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遗体火化，骨灰撒掉，什么都没了，十二年后，到了1978年，才由邓小平批示平反，那张骨灰盒才被“象征性”地装上老舍的眼镜和几杆钢笔。 墓碑上的字，是老舍自己写过的一句：“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三岁的孙女小月说的：“和爷爷说再见，”不少人注意到，这和《茶馆》里最后的镜头几乎一模一样。 那不是巧合，他在剧本里早就写下“河水仿佛在呼唤”，他写过的人物都像他，善良、沉默、被嘲笑、被侮辱，最后选择沉默告别，他不是没预见，只是没办法反抗。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老舍之死：1966年的太平湖之谜(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