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惠能进银行当值班员，在当时是全乡都羡慕的事。她老家在陇川边境的一个傣族村寨，父亲是村里的民兵队长，1956年在边境巡逻时因公负伤，落下了腿疾。 家里日子紧巴，她初中毕业就想着帮衬家里，听说银行招人的时候，揣着父亲攒的5块钱路费，走了两小时山路去县城考试。笔试考珠算和记账，她手指翻飞算得又快又准； 面试时考官问“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她攥着衣角说“公家的东西，绝不能让人拿走”——就凭这股轴劲，她成了所里最年轻的值班员。 那天凌晨，她刚把当天的流水账核对完，趴在桌上想眯一会儿。营业所的木门是老式的，没装防盗锁，只靠一根木栓顶着。 “哐当”一声巨响，木栓被踹断的瞬间，她猛地惊醒，就看见6个蒙着脸的男人冲进来，手里的长刀在煤油灯下发着冷光。为首的人一把揪住她的衣领，刀尖抵着她的下巴：“钱箱在哪？不说就捅死你！” 徐学惠的脑子“嗡”的一声，却下意识往桌下躲——钱箱就藏在桌底的铁柜子里，钥匙串在她的裤腰带上。她伸手去摸钥匙，想趁乱把柜子锁死，可歹徒眼疾手快，一把拽住她的胳膊，另一个人已经蹲下去把钱箱拖了出来。 那箱子有半人高，装着全乡农民卖粮的款、合作社的周转金，总共1.2万元。在1959年，这笔钱能买3000斤大米，够全乡人吃半个月，她怎么能让这些人把钱抢走？ 她扑上去抱住钱箱，指甲死死抠着箱子的铁皮。为首的歹徒急了，挥刀就往她胳膊上砍，鲜血“唰”地喷出来，溅在钱箱的红漆上。 她疼得眼泪都出来了，却没松手，反而把箱子抱得更紧，往墙角挪。歹徒们见她不撒手，开始用更狠的手段：有人用刀柄砸她的后背，有人拽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还有人踩着她的脚，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威胁“再犟就割你的喉咙”。 她的头被撞得昏昏沉沉，嘴里满是血腥味，可耳边总响着父亲说的话：“你守着银行，就是守着大家的活路。” 有个歹徒见硬的不行，想把钱箱从她怀里抢出来，两人拉扯间，她突然一口咬在对方的手腕上，那人疼得惨叫一声，挥刀就往她手上砍。 这一刀下去，她的右手食指和中指瞬间就垂了下来，骨头都露在了外面。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马蹄声——是住在营业所隔壁的乡武装部干事老张，他晚上听见动静不对，骑着马去附近村寨叫人。歹徒们听见马蹄声，知道再拖下去会被围住，只能放弃钱箱，翻后墙跑了。 老张冲进营业所时，看见徐学惠瘫在地上，怀里还抱着钱箱，浑身是血，右手的伤口还在往外冒血泡，他赶紧脱下外套裹住她，喊着“坚持住，医生马上就来”。 送到县医院后，医生说她的右手神经被砍断，左臂有三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头部还有轻微脑震荡，就算治好，右手也很难再用劲了。 住院期间，县领导来看她，把一面“护财英雄”的锦旗递到她手里，她用没受伤的左手接过，眼泪掉在锦旗上：“我没让他们把钱抢走，没给所里丢脸。” 后来，徐学惠的事迹传遍了全国，她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还去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可很少有人知道，她出院后遇到的难处：右手基本废了，吃饭、穿衣都得靠左手慢慢练； 原本订好的婚事，男方家见她成了残疾人，主动退了亲；有人劝她跟单位申请调个轻松的岗位，她却摇摇头，回到营业所做了档案整理的工作，用左手一笔一划地登记账目，账本写得比以前还工整。 去年我去瑞丽采访，在陇川乡银行的陈列室里，还能看到当年那个红漆钱箱，箱子上的血迹已经发黑，却被擦得干干净净。讲解员说，每年新员工入职，都会来这里听徐学惠的故事。 现在的银行有监控、有防弹玻璃，再也不用靠人用身体护钱箱了，可那种“把公家的事当自家事”的劲头，还在一代代传下去。 徐学惠后来嫁了个退伍军人，生了两个孩子，退休后还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当年的事。她总说：“我不是英雄，就是做了该做的事。” 可正是这份“该做的事”，让我们看到，普通人在危难面前，也能迸发出撼动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靠勇气撑着，是靠对责任的坚守，对他人的牵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