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流泪。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2年6月16日，北京医院的病理解剖室格外安静，白色的灯光下，医生们怀着复杂的心情遵从罗健夫的遗愿，开始解剖这位年仅四十七岁就离开人世的科学家。 当手术刀划开胸腔的那一刻，场面震撼了所有人，一个直径超过心脏的巨大肿瘤赫然显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几乎没有一处是健康的组织。 有人低声抽泣，年长的医生红了眼眶，谁也无法想象，这样的身体，竟然支撑着中国最艰难的科研攻关整整十年。 罗健夫出生在战乱的年代，童年的经历让他早早萌生了报效祖国的决心，他求学刻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十六岁参军入伍，在部队锤炼了坚韧的意志。 退役后，他考入西北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年轻学子，大学时期，他深受“科学要服务国家”的信念影响，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紧系在一起。 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用知识与拼搏来守护家国，从西北大学毕业后，罗健夫本来从事的是核物理研究。 1969年，他被调去承担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研制中国自己的图形发生器，这是一种制造集成电路的核心设备，是航天、计算机、电子工业必不可少的工具。 当时国内几乎一片空白，国外又严密封锁技术，没有资料，没有设备，也缺乏专业人才，几乎处处都是障碍，面对这种困境，他没有退缩，反而把它看作国家需要时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 为了跨过技术壁垒，他从零开始学习，白天在实验室反复试验，夜晚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他把原本熟悉的核物理暂时放在一边，自学电子线路、光学系统、自动控制和精密机械，强迫自己成为跨学科的“全能战士”。 为了看懂外国的技术资料，他苦学俄语和英语，翻译成中文后再与团队一同钻研，每遇到难题，他都亲自去上海、北京等地请教专家，奔波在各大科研院所之间。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1972年，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终于研制成功，这一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让导弹制导和电子工业的精度提升了一个台阶。 那一刻，许多人欢呼雀跃，而罗健夫却只淡淡地说，这只是团队共同熬出来的结果，他把荣誉让给同事，把奖金用来买书送给年轻人，科研在他心里，从来不是个人的光环，而是国家的前进阶梯。 第一代设备问世后，他没有停歇，又带领团队投入第二代产品的研发，更高的精度和更好的稳定性，意味着更多的难题，他常常在实验室连续十几个小时，吃点干粮就继续干活。 到了1975年，第二代图形发生器再次取得突破，科研的脚步并没有就此放缓，他开始着手第三代产品的设计，就在这时，病魔悄然袭来。 早在七十年代初期，他就因为长期咳嗽吐血被迫住院，诊断书上赫然写着“淋巴肉瘤”，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他却只在病床上停留了半个月，就毅然回到研究所。 身体已经开始肿胀，手无法握笔，他便用绷带把笔绑在手上继续绘图，后来癌细胞扩散到腰背，疼痛让他无法坐直，他就跪在椅子上工作。 裤子磨破了，就垫上棉布继续坚持，那些止痛药瓶堆在实验室角落，成了一座小山，但他从不在同事面前喊疼，总是笑着说没什么大碍。 1981年底，他在工作中突然晕倒，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是晚期癌症，医生告诉他最多还能活三个月，他最关心的不是生命的长短，而是能不能完成第三代图形发生器的设计。 他拒绝使用强效止痛药，因为药物会让思维变得迟钝，他宁可清醒着忍受剧痛，也不愿在昏沉中停滞工作，病床上的他依然拿着图纸，修改参数，校正方案。 1982年春天，他终于完成了全部设计，那套图纸后来成为国内极为重要的技术资料，继续推动了航天和电子工业的发展。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依旧想着科研，临终前，他嘱托同事要接着完善设计图纸，更让人敬佩的是，他主动提出捐献遗体，用身体最后一次为医学研究做出贡献。 1982年6月16日，解剖现场让医生们无比震撼，癌瘤几乎遍布全身，那颗比心脏还大的肿瘤，是他以生命燃烧的见证。 罗健夫的一生，是短暂的四十七年，却浓缩了几代科学家的坚守与奉献，他没有留下华丽的头衔，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科研不是为了个人荣耀，而是为了国家前进的道路，解剖室里的泪水，不只是对一位科学家离去的哀悼，更是对那种精神的敬仰。 比心脏还大的肿瘤，是病魔残酷的标记，也是一座无声的丰碑，它记录着一个人怎样用生命与时间赛跑，把最后的清醒留给科研，把有限的生命化为通往未来的桥梁。 罗健夫离开了，但他的精神长存，他为国家点燃的火焰，仍在一代代科研人心中燃烧。 信源：人民网——罗健夫：心中有家国 淡泊且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