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求恩被埋葬在河北唐县，由于他在前线战死，交通队只好秘密的把白求恩的尸体伪装成一个重伤的人，然后连夜赶路，将他送到了后方的于家寨。 1939年的一个凌晨，天黑得像锅底，唐县山里传来一阵急促的狗叫，随即又归于沉寂。 一群人在微弱的月光下，抬着一副担架，脚步沉重却不敢发出太大声响。担架上裹着一条泥泞的军毯，看不出模样，只能隐约看到边角露出的一点深红。 没人知道，那条军毯里，是白求恩，他已经死了，死在前线，死在手术台上，死于一场被感染的手术伤口。 消息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那会儿，日军就在附近，正四处搜人扫村。 白求恩的身份太特殊了，他是洋人，是加拿大来的国际医生，是晋察冀军区的顾问，也是中国抗战前线里最被尊敬的“老白”。 要是被敌人抓走了尸体，轻则侮辱，重则利用，所以，得赶快转移。 他们用了个法子，把他伪装成一个“重伤员”，军毯包着，外面洒了点血，又抹了泥巴。看上去就像是刚刚从阵地上抢下来的伤兵。 四个交通队员，两个一组，轮流抬着，山路难走，天又冷，帆布担架压得肩膀都快断了，可没人喊一声苦。 他们不敢走大路，怕碰上敌军巡逻，只能钻树林、趟小溪、过田埂。每次听到狗叫，就立刻躲进灌木丛里，连呼吸都压着。就这么一边藏、一边走，几乎是靠着本能在支撑。 有人问过，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拼？其实答案很简单，白求恩值得。 他一到中国，就要求去最危险的地方，不肯待在安全区。他在摩天岭那场仗里，三天三夜没合眼，给七十多个伤员做手术，手都抖到拿不稳刀，还硬是撑下来了。 但他撑不过那场感染。 1939年10月底，一次手术里，他没戴手套，手指被划破。原本以为没事，结果因为没有抗生素，伤口感染，转成败血症。 11月12日凌晨，他在唐县黄石口村的一个简易卫生所里，闭上了眼睛，死得安静，却牵动了整个抗战战线。 他们计划连夜把他送到于家寨，那是后方一个相对安全的村落，路很长，得翻山越岭，最快也要走五六个小时。 途中几次遇到日军哨兵的手电扫过来，他们就地趴下，担架也用树枝盖住。过河时把鞋脱了，裤腿卷着，担着尸体涉水，冷得牙都在打战。 天快亮的时候，终于到了于家寨村口，哨兵早就等着，一见到他们，立刻打开隐蔽的通道。那一刻，大伙才松了口气。 遗体被安顿在村边的一处小山丘上，村民找来了锄头和木板，挖了个浅坑。没有棺材，没有碑，只是盖上了一层薄土，摆了几朵野花。 站在那儿的交通队员，一个个脱帽敬礼，没人说话，但眼眶都是红的。 这事后来没怎么传开，传得多了，怕出事，直到战争结束后，白求恩的遗体才被正式迁葬到石家庄的烈士陵园。 可在那之前，于家寨的村民每年都会偷偷祭拜，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老外”是拿命在这里救人。 你说他图什么？他也不是没过好日子的人。 他是加拿大人，家里是牧师，祖父是医生，自己也是留洋回来的医学博士。年轻时当过兵，打过一战，后来又成了胸外科专家。 发明过手术工具，写过教材，收入高得吓人，大萧条那几年，他天天看到穷人因为没钱看病死在街头，从那以后，他变了。 他开始搞社会化医疗，成立人民健康小组，甚至加入了共产党，有人说他疯了，可他自己说：“我不是疯，是清醒得很。” 1936年，他去了西班牙，为共和军建战地输血队。后来又听说中国打仗，他觉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更关键，就收拾行李，从香港一路走上了延安。 到了延安，大伙本来想让他留在后方，他偏不，他说：“我要去前线，死也死在抢救人的地方。” 结果他真就死在了前线，死在了抢救人的地方。 临死前，他还写了遗书，给聂荣臻将军、给加拿大共产党，他把相机留给了战地摄影师沙飞，说：“你继续拍，把我们的事留给后人。” 他教出来的中国战地医生，后来一个个成了骨干。他用过的手术剪，现在还在纪念馆里摆着。他写的笔记，被翻译成中文，成了抗战时期的教材。 毛主席写下《纪念白求恩》那篇文章，说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可你要是问那些当年抬着担架的交通队员，他们会说得更简单：“他是个好人，死了也不能让敌人碰他一下。” 就这么一句话，扛着那副担架，翻山越岭，走了一夜。 那不是送他回家的路，是送信仰归位的路。
